乔治·哈巴什（第3/9页）

从财政上来看，阵线的道德像水晶一样纯洁，它没有分文钱财。每当它向贝都因人购买一支步枪，即使只需要300美元，它的口袋也就空了。而事实上，据说很多步枪是没收来的，或者是缴获来的，或者是一些共产主义国家赠送的。谁要是没有正当理由发射一颗子弹就要受到惩罚，甚至要重复1000遍：“一颗子弹值100个里拉，一颗子弹值100个里拉，一颗子弹值100个里拉……”阵线的突击队员不像法塔赫的成员那样领取薪金，最多每月发给5美元的补助和每30天领取一次回家探亲的旅费。在仅有的几个军事基地里，后勤供应不足，需要勒紧腰带。每天吃的是煮蚕豆或芸豆，日子好过时每星期吃一次肉。不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统统上政治理论课：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毛泽东思想的课程，最现代的革命理论。子弹不能浪费，但是小红书可以浪费，因为是中国赠送的。阵线穷得连个真正的总部和电话号码都没有。如果你想要与他们联系只能碰运气，或把你住在特拉维夫某旅馆和想见什么人的消息传出去，然后等着有人来叫你。来叫你的人一般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分子，而他们当中许多人是阵线的骨干，这一事实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阵线除了没有总部和电话外，也没有新闻办公室，也不出版报纸，也不拥有运输工具。领我去见哈巴什的好汉驾驶着一辆汽车，其破旧程度使我们两人为能到达目的地而异常惊讶。换句话说，谁当阵线的突击队员肯定不是出于私利或投机。此外它的突击队员的人数极少。传说是2000人，但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坦白说：“1600人。”无论如何，这1600人吸引着世界的注意力。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以色列和欧洲进行的破坏活动十分残酷，而且是由于这些破坏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且影响着整个突击队员运动。让我们抛开一切传说，从骨子里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一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而中国和俄国巧妙地利用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给予它支持，对它进行煽动。如果今天的斗争由法塔赫的领导人领导，不管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自由社会党人，并不说明明天的斗争将继续由他们来领导。恰恰相反，很多人怀疑明天的领导人将不是阿拉法特而是乔治·哈巴什大夫，他那个时候用的就是自己的真名实姓。“不，我不隐藏自己，我不伪装自己。谁用假名往往是为了得到戏剧性效果，而我这个人就够戏剧性的了，不必再创造新的戏剧。”我们再来讲我与大夫的会晤。他生来是位天使，但是仇恨，或者是绝望，把他变成了魔鬼。

会晤是在晚上，在安曼郊区与一个难民营相连的一幢住房里进行。房间里只有一张字台和几把椅子，墙上贴着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画。手持冲锋枪的突击队员把守着关闭的房门。屋里只有我、他、摄影师和那位引见者。我坐在写字台前，乔治·哈巴什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他弯着背，双手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等我提问。他始终以坚定、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这样的姿势使我失去了向他进攻的愿望。我问他的年龄，回答是44岁。然后他把手指伸进灰白的头发，似乎是要为自己看来如此衰老表示歉意，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但是，当我提出第一个“为什么”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地表示同意，并且作了严肃的解释。他用英语交谈，他对这种语言相当精通，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像一位教授在给学生讲授解剖学。但是他的语调是冷淡的，是一个不需要盟友和朋友的人的讲话语调，他没有这个需要，孤独是他所作的选择。他的这种状态持续了足有一个半小时，直到我问他最后一个“为什么”时，他变得局促不安，甚至哭了起来。他真的哭了。当他叙述到1967年看到3000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用步枪赶走时，他的嘴角开始颤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泪水从他的鼻子边流下来……我该怎么想呢？人的天性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善与恶之间只相隔着一根如此之细，如此难以看得见的线。我没有说什么。我暗暗地想，有时候这根线会断在你手中，使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会使你糊涂的神秘物。在这个神秘物支配下，你再也不敢评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