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哈巴什（第2/9页）

此人知道我去找他主要是为了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并指责他。他以坚定和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似乎在说：“我准备好了，开枪吧。”他的眼睛下面是疲惫的双颊，满脸胡须同头发一样灰白，不知有多少天没有修刮了。他留平头，两鬓灰白，身体健壮结实，长着摔跤手的宽肩膀。看起来他不修边幅：穿着没有裤线的长裤，套头的毛衣，蓝帆布上衣。他不像个阿拉伯人，你会说他像个意大利北方人，一个冶金工人或小工。他的每一个举止都带着极大的忧郁和尊严。因此当你细看他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同情心会向你袭来。我不希望产生这样的情绪，我克制着。但是这种同情心的强烈简直无法自制，只是感到恼火和震惊。看来凡是遇见过乔治·哈巴什大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这个阵线以恐怖手段与以色列战斗。我称哈巴什为“大夫”，因为他在屠杀人们以前拯救过他们，是一名医生。他不是一个以经济标准来对待病人的医生，而是一个会为病人的死感到伤心的医生。他曾开设过诊所，与一群拿撒勒的修女一起工作。诊所设在安曼，收容的大部分是儿童，因为他是儿科专家。除了儿童外，诊所还接纳那些连一片阿司匹林也买不起的穷人、老人和被遗弃的人。因为哈巴什大夫不仅不收费，而且给病人买药，当他们病好以后还塞给他们一小卷纸币。“拿着，到市场上去买双鞋，买身衣服。”他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就这样他把家产花尽。他从来不为自己花一分钱，只在旧衣服上套一件消了毒的白大褂。诊所就是他的家，他睡在一张靠近病房的行军床上。总而言之，是一个施魏策尔医生[1]。但是施魏策尔医生有时候要发火，并且很严厉；而他却总是和蔼、体贴、宽容。他不是穆斯林，而是正统的基督教徒，信奉“甘愿再受侮辱”的法则。在他的行军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一天，诊所突然关闭。他让病人们去找别的医生，让修女们另找医院。哈巴什大夫失踪了。“他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了？”他到了巴勒斯坦突击队那里，去领导他信仰的唯一事业：冷酷无情的报复。

那是1967年，从那一天起，他为他的新信仰作出了一切牺牲：甚至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美貌的妻子和他长期居住的舒适的家。现在他隐藏起来，只是晚上在保镖的护卫下才出门。他的妻子基本上居住在埃及，在那里攻读心理学。她在埃及经常得到需要求助于心理学才能理解的消息：乔治炸了一家百货商店，一所医院，一架飞机；乔治隐藏起来了，因为以色列入要像绑架艾希曼[2]那样绑架他；乔治在叙利亚因私运军火被捕。这最后一件事发生在去年。在大马士革运到了一批步枪和弹药，哈巴什大夫去取货，不知道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他被关进监狱。要不是阵线的同志们设法营救他，他就出不来了。在中央警察局出现了一位漂亮太太，她长着一双和哈巴什夫人一样的绿眼睛，自称是哈巴什的妻子，请求警察局发慈悲，让她与丈夫见面。哈巴什大夫被带出囚室来到警察局。这位假妻子在拥抱他时在他耳边悄悄说道：“在回去的路上准备好。”当他们把他送回监狱时，警车遭到八个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袭击。哈巴什大夫才得以回到约旦，重新领导起人民阵线。在1972年那一年，唯一使欧洲感到恐惧的是哈巴什领导的巴勒斯坦人，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人民阵线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是那些最美好的感情和最健康的理想——我说是基督精神——受了创伤的人的创造物。它是在哈巴什大夫心灵中和思想上取代安曼诊所的一个机构。乔治·哈巴什在他过去参加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分裂后，把身心全部交给了它。他用明确的思想和蔑视妥协的立场培植这个组织。从战术上他选择了恐怖手段，从意识形态上他信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论。总之，他与法塔赫的主张背道而驰。难怪他们之间的关系极坏，相互指责，旧仇未消，新恨又起。法塔赫指责阵线使国际舆论对巴勒斯坦人产生敌意，阵线回敬法塔赫说它靠几十亿沙特和美国的石油美元过日子。双方都讲了实话。如果阵线使一架载有47名无辜乘客的飞机坠毁，整个世界对此表示愤慨，一伙勇敢的突击队员则想以一场出色的战斗来制服三四名记者，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法塔赫一面空谈革命，一面又向他们宣称要将其消灭的那些人伸手要钱，也就是向美国人手中的石油公司要钱，那也是荒唐的。也许那种以为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作为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