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条攻击线（第2/6页）

何在中日开战前一个月，曾跟中央社特约通讯员吴醒耶交过心：“……我不能不对你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军政部长，对国家存亡的大计，负有责任，不允许意气用事，轻易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同时，我又是国民一份子，古人言，‘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何某也何至于无耻下流到甘做亡国奴啊！所有这些，是我何某内心的话，一切外间流传的‘三月亡国论’，什么‘不抵抗论’等等，究竟从何而来，谅你必可思过半矣。”

抗战这一年来，位于国民政府军事中枢的何应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棱角，但也确实兢兢业业，在中国军队屡败屡战的情况下，显示出了自己的意志，让以前的种种指责化为乌有。

在这个会上，何应钦虽然谈得不多，但还是点到了一处：怎么在战斗中避免日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这三样。他觉得，相比于上海和徐州战，武汉周围的地理会更有利于中国军队，江北是大别山脉，江南是幕阜山脉，会影响日军坦克和重炮的使用，而且鄱阳湖畔的赣北山区多雨雾天气，不利于日军飞机行动。

蒋介石最后把豫南和赣北定为硬碰硬的地区，大别山东方、北方皆为正面阵地，要江北第5战区的部队死守，也就是孙连仲第3兵团和李品仙第4兵团。孙、李兵团暂由白崇禧指挥，因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武汉疗病；薛岳被任命为第1兵团司令，跟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在长江南岸作战。为此新建立第9战区，包括湖北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江西东北部和湖南全部，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薛、张两兵团。

这就是即将爆发的中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战——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这边的骨架和班子。

陈诚身兼两项重要职务。抗战爆发后，陈节节上升，除上面的职务外，此时还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在珞珈山继续训练中高级军官。此前在淞沪，他的表现中规中矩。陈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有限，不适合当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这样的角色，更适合做个需要组织全局、明了战略的战区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一职，具体事由副司令罗卓英干），比如现在这个角色就对了。

陈诚是东征陈炯明时因指挥炮兵有方而纳入蒋介石视线的。后因对蒋的忠诚和对己的严格而受到重点培养（如果从星座的角度去探寻，1月4日出生的陈诚刻板、稳重、保守，符合一切摩羯座的特质）。1935年出任武昌行营整编办公室主任是他的转折（负责整理蒋介石手中的军队），超过蒋介石刻意栽培的出身黄埔的胡宗南。

除了胡宗南这样的独立山头外，黄埔系将领此时基本上分成两拨，一拨追随陈诚，一拨追随何应钦。追随后者的非常松散。因为何不可能再有政治前途，所以跟何关系密切的人，一般来说仕途或军旅上升势头会很快停滞，除非像王耀武那样的人，既会运用人际打通关系，又能在战场上用实实在在的战绩说话。但能有多少王耀武呢？追随陈诚的，则构成稳定的“土木系”，他们属于有希望的人。

陈诚指挥的是薛岳和张发奎两个兵团。

上海战时，他们就在陈诚手下，分别担任左、右翼部队总司令。私下里，这俩粤系将领跟陈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有个主要原因：陈当初由浙军投奔广东国民革命军，最先落脚的地方是粤军第1师，这个第1师就是后来的北伐铁军第4军，而张、薛都是第4军出身。所以后来当陈开始上升后，一直保举薛、张二人。

在中国应对随即到来的武汉会战时，长沙的一位叫邹炳蔚的老人说：如倭寇侵入武汉，我当赴水死，以使亲友同仇敌忾。

此时的东京，箭在弦上，为攻略武汉，计划向华中增兵40万，新编兵力24万，投入33亿日元的战争预算。无论从兵力估算还是从军费预算上看，数字都是空前的。在日本军部看来，攻占武汉具有绝大的价值，是摧毁中国抵抗意志进而迫降中国结束战争的最好甚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乐观的东京参谋甚至认为：只要一打下武汉，国民政府就会迅速地向日本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