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蜜月”

如果要问，近代以来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曾最为亲密，恐怕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苏联,那个当年的“老大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虽然还有过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这样一些亲密盟友，或被称作“同志加兄弟”，或被喻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但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的付出远远大于所得，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几近匪夷所思。唯独在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中，在国防、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里，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共的诞生与崛起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早期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不说，即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些攸关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也都有苏联的主导和影响在里面。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新中国建设中的正面作用被一再淡化，而苏联对中共建政和经济援助的某些负面影响则被不断夸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苏恢复正常关系以后，中苏之间的这段历史才得以复归相对客观的叙述。随着苏联解体，其内部档案的大量披露，苏联对中共的资助及遥控又有了更多的佐证。

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除了基于“输出革命”的目的外，也有国家地缘政治的考量，希图在东方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以牵制咄咄逼人的日本。苏联早先除了援助孙中山，还曾寄希望于冯玉祥，甚至试探与吴佩孚合作，但最终还是把宝押在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促成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支持并援助国民党发动北伐，统一中国。不料，1927年北伐进行中，国共反目，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也将苏联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一直在审慎处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既与国民政府维系着正常的邦交（虽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而一度断交，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又成为唯一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暗中则一直没有终止对陷于困境的中共提供帮助。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苏联无形中也跟着成了最大的赢家，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中共夺得政权，对苏联而言至少有双重意义：一是创造了“输出革命”的成功范例，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空前壮大；二是中国的“改朝换代”，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苏联彻底解除了来自东方的隐患。有了这样一些历史的、政治的、地缘的种种背景，中苏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想不亲密都不可能。

《老照片》里不乏反映中苏“蜜月”的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为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留下了鲜活的记录。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年仅十六岁的李功，被选调到驻辽宁某地的苏联航空兵六十四军军部，为斯柳萨列夫军长担任贴身警卫。这张照片（图一）是李功（右）陪同斯柳萨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拍摄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他们都身着中国军服，也没有佩戴军衔。这个航空兵军根据中苏双方的约定，派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对外绝对保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首次真枪实弹的较量，参战的苏联空军对自己的使命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例行动员中一再向官兵强调，他们既不是在为中国打仗，也不是在为朝鲜打仗，而是在为自己打仗。李功人很机灵，深得军长夫妇喜欢，拿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为称呼方便，还给他起了个俄文名——别佳。他被安排住进军长夫妇套房的一间小屋里，而军长夫妇的套房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进出，连他的副官雅沙也不例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两次荣立三等功，并于朝夕相处中，与军长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功在回忆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与关切地说：“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的那些苏联红军战友可还健在？……如今苏联解体，苏共变成了俄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我的那些为中苏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战友们，多数都是苏共党员，不知他们能否躲过时局动荡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