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 城

对中国革命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初也是想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通过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结果却是屡战屡败。在经过了许多挫折之后，方知此路不通，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到了1949年前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颓势尽显，节节败退，而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最后一程，就是对国内大小城市的占领与接收。自从1927年之后，中共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在偏远的山区埋头苦干，动员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在与国民党军的周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只留下少部分人潜伏在城市里开展地下工作，担负收集情报和筹措药品、设备等紧俏物资的任务。城市对于中共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陌生而神秘。

第三十九辑《老照片》刊登过袁锡钦题为“‘土包子’进城”的图文稿件（图一），记述了自己1948年秋随军接管济南的种种经历。济南虽是解放军最早占领的一座省会城市，但比起上海、武汉、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来，并不算是什么现代化的都会。即便是这样，袁锡钦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土包子”厕身其间，已经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们办公的地点是原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刚住进去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先是“电灯打不开，也不习惯蹲马桶，有一天不知怎么碰到墙上的开关，天棚上那圆圆的家伙立即就转个不停，直转得屋里冷飕飕的。我们几个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来了个行家，告诉我们这是电风扇”……袁锡钦们所遭遇的还只是乍一进城生活上的不习惯，而适应城里的这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少障碍。

说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我也谈一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幼时我曾有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过惯了油灯如豆的夜晚，刚一进城，最不习惯的就是电灯太亮，灯光照在白白的墙上，直刺人眼，晚上不像晚上，搞得心神不宁。可是当放暑假又回到农村，晚上再去面对那一盏油灯时，这才觉得到底还是电灯好。可以想见的是，袁锡钦们很快也会对城里工业文明的种种成果甘之若饴的。对于从根据地来的干部来说，难的并不是怎么去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而是如何管理好城市。

实际上，对接管城市的难度，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自始便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1949年2月在发给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一封电报中（见毛选第四卷《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示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如何成功地接管城市，如何完成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后来在由西柏坡驻地启程前往北平的时候，戏称自己是在去城里“赶考”，虽然是句玩笑，但也多少流露了作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进城接管政权时的复杂心境。

图一 1949年春，袁锡钦（右三）与同事们在济南驻地合影。这里曾是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

犹记前些年在一本摄影画册里见到过的一张照片，定格了1949年毛泽东在随行人员陪同下，首次迈进中南海新华门的瞬间。照片上的毛泽东微欠着身，抬起一只脚正要小心地跨过新华门的门槛，一面抬起头向院内环顾，眼神或透露着些许忐忑，些许犹疑。

面对这张照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与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那次谈话……假如毛泽东将自己跨进中南海大门时的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下来，谨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训，共和国后来的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这真是一张发人深思的照片！以其丰富而微妙的画面语言，道尽了进城一刻之种种。但可惜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寻遍各处角落也没能找见，在此也就无法把它呈现给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