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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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的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这以人文类图书为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据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31]

30~40年代对科学文化发展损害最大的,是斯大林对科技专家、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镇压。这种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32]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30年代,这些运动不断进行,直至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达到最高潮。战后初期(1946~1952)还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33]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34]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