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3/8页）

在这次书报检查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名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25]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26]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以扩大化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27]——当这一切都成被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查官就达525人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查官就有将近5000人。^[28]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29]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