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苏联农村的主导地位,从此大大小小的集体农庄遍布苏联农村。[3]二战前夕,全苏大约有23.69万个集体农庄,有1870万农户生活其中,而在当时个体农户只有134.67万户。[4]集体农庄的庄员需要参加社会生产并获得一定的工资,此外,每户还会分得一块供自己支配的份地,但同时也要为这块份地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个人经济(亦称为宅旁地经济)是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成为农民生活的支柱,同时也因为其“私有”性质而受到苏联政府的格外“关注”。

在集体农庄体制下,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规定,集体农户可以拥有面积为四分之一公顷到二分之一公顷的宅旁园地。在农业地区,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1头奶牛,2头以下仔牛,1口带仔猪的母猪或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认为必要时2口带仔猪的母猪,总数10只以下的山羊和绵羊,数目不限的家禽和家兔,20箱以下的蜂群。在畜牧业发达而农业落后的地区,个人经济被允许养殖牲口的数量相应增加。《章程》中同时还规定了农民所要负担的各项缴纳义务。[5]尽管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限制,并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压力,但在30年代,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的规模仍然自发地扩大了。30年代末苏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土地清查,共清查出了面积达254.22万公顷的私占土地。为限制个人经济的发展,在这次普查中,严格按照《章程》限定农民的宅旁地面积,凡是超出标准的都划归集体农庄所有。1939年苏联政府改革了农业税的征收标准,由原来的固定税额改为按收入标准征收累进税;1940年改革了义务粮收购标准,以往是按照农户播种面积以及饲养牲畜数量来决定,现更改为统一按照农户耕地面积的多少来计算,也就是说义务粮的征收完全不考虑农户个人经济的收成情况。税收制度的变化既满足了政府增加农业税收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经济的发展。[6]

30年代苏联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1940年,借助良好的气候条件,无论是播种面积、粮食收获量以及粮食采购量,都达到了苏联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和平发展的时间并不久长,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苏联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受到了冲击。战争引起的特殊形势为农村个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战争的头两年,与军事溃败的同时,苏联农业也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德军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中斯拉夫等重要产粮区,被占领区共包括9.8万个集体农庄(战前总数的41.7%)、1876个联合农庄(44.9%)和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41.3%)。这些地区在战前拥有苏联差不多一半的农业机械设备,出产的谷类占全苏产量的38%,甜菜占87%,养殖的牛占45%,猪占60%。[7]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很大一部分农业机械被转交给红军,大量的农民也应征入伍。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的损失,也使苏联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全苏谷类作物总产量为9550万吨,1943年降至战时最低水平,仅收获了2940万吨,1945年恢复到4720万吨。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战时大大下降了。1940年谷类作物每公顷收获8.6公担(1公担=100公斤),1943年下降到每公顷4.2公担。[8]

伴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压在农民肩头的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战争伊始,苏联政府就颁布法令,增加了农业税(针对农民)和个人所得税(针对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42年1月,政府增设战争税,而取消了增收的农业税和所得税。战争税是人头税,其覆盖面超过了战前的任何一个税种,所有有收入的居民以及被赡养者都需要交纳该税,包括在后方的军事人员也要缴纳战争税。1944年在370亿卢布的征收自居民的直接税中,战争税占了210亿。战争期间,仅战争税一项,苏联的预算收入就达721亿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