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6/8页）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冢”。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以彼类此，这也是我不主张恢复母亲墓碑的原因之一。

这样看来，我们遁迹海外，没有侍奉慈母，好像又情有可原了。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升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然则我们如何解释这段历史？我们纵用环境逼迫推卸自身的罪愆，如何作全面目的评判？尤其我动辄鼓吹历史的长期之合理性，至此如何交代？即是目下纵谈“关系”，这一段经历之重点，往何处置放？

在解答这串问题之前，我必须再渗入我家佃农的一段经历。内中也具有一节关于母亲的故事。

我们家中经过收束后的田土，分作两处。一处出租谷一百二十余石，租与一家熊姓数弟兄，他们尚拥有自己的地产，可算富农。另一块与我们的家屋贴邻，只出租谷二十八石，租与王七爷。他原来也姓黄，只是当地人习惯，“有钱人姓黄，没钱人姓王”，乡人都称他王七。

王家子女多。他们按照东佃各半的安排，每年也得谷约二十八石。虽说他在正稻季节之外也种了一些杂粮，又在侧面空地种了些红薯、花生以及蔬菜，到底收入短少，有经常濒于饥饿线上的姿态。自我记忆之所及，王七爷经常生活于忧患之中。他的儿子女儿夭折，耕牛倒死……重见迭出。最后他来长沙城里到我家央求本年减租，夜宿我家。第二天返家，死在路上茶馆里，可能因为中暑。

我家一直以为我们对王家佃农，相当仁厚。因为收成不好就减租，牛死也出钱资助成全他买牛。而尤以这次佃农去世，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七岁，让他继续耕种没有退佃实为莫大恩德。1942年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去后，我们因为葬父回到乡下老屋，见到王七娘。她涕泣着告诉我们，日军撤退时，曾有一队士兵来我家庄屋住夜。为首一人见到她儿子王三，才十五岁，也未问话答话，见面立即挥动军刀一劈当场杀死。

因为我父亲也刚去世，她在带哭之中又说：“想他已经去服侍五老爷（我父亲）去了。……五老爷心肠好，会照顾他的。”

我听时万感交集。要是根据日后土改工作者的词语，我家已剥削他家一生一世，王七爷还在被剥削至尽头身故。可是在这里我面临着受害者的妻子，下一代佃农的母亲，她不仅对我们无恶感，还承望带着传统道德的主仆关系能够通过来世今生，继续存在。

以后我读到土改工作者的报告，他们的实地经验也和我们的想法同，最初极难鼓动村民造反。佃农不仅恐怕日后报复，而实际有很多与地主休戚相去不远，不愿恩将仇报。中共人士要竭尽各种手段，才能策动他们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因为“矫枉过正”，即不少土改工作者本人亦为之战栗。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易地而处，也必将遇到同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