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第九（第4/5页）

海明威跟家人不睦，他曾挖空心思，喋喋不休地评论他那年已50的母亲。他父亲在信中写道：“我将继续为厄内斯特祈祷，他应该对生活有更大的责任感，不然，伟大的造物主将使他遭受更大的痛苦……”

大概很少有物理学学家不鄙视哲学家的，虽然Ph.D的意思是哲学博士。费曼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有次给朋友写信说：“最近一切都好，唯犬子令我担心，他居然想当个什么哲学家。”

1953年，毕加索再度陷入了共产主义的困境，这一次攻击来自他的法国同志。原因是斯大林死后这位艺术家用蜡笔画了一幅肖像画，他画的斯大林肖像如同一个年轻人，这激起了法共中工人党员的不满。出版这幅肖像的阿拉贡不得不公开认错，毕加索感到很没趣。他说：“当你给人送去一个葬礼花圈的时候，人家通常对你所选的花是不加挑剔的。”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1967年，诗人之子、55岁的古米廖夫结婚了，这位学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干部履历表“家庭状况”一栏中填写“没有”两个字的历史。不过直至此时，他仍受到当局的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警察问他：“您写的匈奴是支持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

简·芳达出生在纽约，当时她的父亲亨利正在百老汇演戏。而母亲弗兰西斯对生了个女儿很失望，她对简冷漠已极，她立即将简交给保姆，拒绝给她爱。芳达后来说：“我不喜欢她来抚摸我，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正爱我。”她们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亲情。

真纳不喜欢与群众在一起，他厌恶肮脏的环境和炎热的天气。甘地外出旅行时，常常乘坐三等车厢；真纳则喜欢乘坐头等车厢，远远离开那些出身低微的人。甘地崇尚简朴，生活清苦；真纳则酷爱豪华，讲究排场。每当真纳到印度各地巡视时，他喜欢组织隆重仪仗，以全身披金挂银的大象为前导，军乐队高奏“保佑吾皇”的乐曲。他喜欢说：“这是市井细民熟悉的唯一乐曲。”

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盛田昭夫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一度是斯大林接班人的卡冈诺维奇在晚年被开除党籍，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人。当他知道女演员阿丽莎·库娜被政府打压后仍有许多朋友陪伴时，若有所思：“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确有天壤之别。”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了多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严重政治恐怖事件，史称“慕尼黑惨案”。在为运动员举行的国葬上，梅厄夫人没有参加。三天后，她在万众瞩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宣布：“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