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第八（第4/6页）

1946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开展一场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为靶子的批判运动。法捷耶夫在批判大会上作报告，他严厉谴责两位作家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还批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可是几天后他同爱伦堡聊天时忽然说：“你想听听真正的诗歌吗？”接着便朗诵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

本尼迪克特谈到日本人曾说：“只要有天皇下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日本天皇下令，他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一事在英美国内以及在自由法兰西的拥护者中引起了强烈不满。罗斯福遂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两天后罗斯福又对记者引用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声名狼藉的达尔朗哀叹自己“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波兰数学家伯格曼离开波兰后，先后在美国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工作。他不大讲课，生活支出主要靠各种课题费维持。他的外语得不到锻炼，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很晦涩。伯格曼本人从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会讲12种语言，英语最棒。”事实上他有点口吃，无论讲什么话别人都很难听懂。有一次他与波兰的另一位分析大师用母语谈话，不一会儿对方提醒他：“还是说英语吧，也许更好些。”

1944年底，欧洲战事行将结束。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继续研制这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必要性。实验物理部主任威尔森就此问题和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建议，举行一个正式的会议来公开讨论原子弹是否必要的问题。威尔森发现奥本海默面有难色：“他建议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因为他不想让那些安全人员来找我的麻烦。”

1946年8月14日，当时的苏共中央作出决议，严厉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1949年2月，有人问法共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假如苏联军队占领巴黎，法国共产党将会怎么办？”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人将伸出双臂欢迎他们。

巴巴耶夫斯基是苏联作家歌颂派的代表，他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是美化苏联农村生活的代表，他只会死乞白赖、蛮不讲理地歌颂。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法儿活了。”但这部小说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巴巴耶夫一时荣华富贵，“所有的人都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在庇隆统治时期，因为从图书馆管理员“升任”市场家禽及家兔稽查员而受辱的博尔赫斯成了反庇隆主义者，他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艾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艾薇塔·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