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第4/7页）

“杯酒释兵权”虽然是解决皇帝和功臣的最佳方法，但并不适合所有的皇帝。要做到双方皆大欢喜，作为强势方的皇帝要有宽广的胸襟，用人识人的才能，诚实守信的作风和玩转权力的智慧，才能率先打破这种权力困境。

皇帝与功臣的“分离定律”

“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都难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越挣扎，没顶的概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所以这应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无关，而是权力通道出了问题，造成一种习惯性的堵塞。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两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皇帝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皇帝派发高薪给功臣们，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皇帝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皇帝的底线，就是这些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这是一种很要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宋太宗赵光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国家来说，面对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因为无形则让人无从察觉。

这句话也同样道出了皇帝在处理与功臣关系时的那种无奈：那些有反骨的功臣没有把大大的反字刻在脑门上，那些忠心不二的功臣也没有办法来鉴别。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皇帝和功臣们能够掌握一种密码，我们姑且把这种密码称之为权力分离码。这种权力分离码能够让皇帝破译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而且不会混同。这样的话，这道权力困惑的难题或可解决。可这只是设想，却无法付诸实施。更何况帝王的权力操守也因人而异，就算有这种权力分离码，他们也未必会当回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洪武年间那场血雨腥风，也就是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

由于开国功臣的权力特殊性，造成了明朝建国初期权力系统的一种三权分肥的现象，也就是相权、将权、皇权的权力分肥制。对于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有的是手段，多的是权谋。如果自己不出手制服，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朱元璋决定先拿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太子朱标劝阻父亲“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很生气，扔给他一根荆棘枝，让他捡起来。朱标怕刺扎手不敢拿。朱元璋冷冷地说：“我这是在替你拔刺啊！”

抱着为子孙拔刺的朱元璋将诛杀功臣的行动推向极致，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不依不饶拿他大作文章，将他的罪行逐步升级，不断扩张打击面。胡惟庸的罪状被定性为“通倭通虏”，也就是投敌卖国。在任何时代，卖国贼都是全民公敌，死不足惜。

胡惟庸的被杀算不得冤假错案，有自取灭亡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因为一个胡惟庸，将大批无辜的开国功臣卷进来，这是令人发指的。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传递的一个信号，他要没收相权，重整一个崭新的权力系统。既然杀戮已开，杀一个也是杀，杀一万个也是杀。朱元璋索性将所有怀疑对象都冠上“胡党”的罪名，一网打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