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转基因”（第2/5页）

今日之国人，特别是青年，若对鲁迅知之甚多，对蔡元培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实在是不应该的，也实在是知识方面的遗憾。

同在绍兴，同在一条街上，鲁迅故居车水马龙，蔡元培故居门可罗雀，可谓国人一大羞耻也。

蔡元培者，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文化知识分子中的孙逸仙啊！

世负斯人！世负斯人！

若有青年读了我此书，且又去了绍兴，我劝你们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参观。比之于鲁迅故居，那里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于鲁迅，蔡元培则尤可崇敬也！

你们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们须知，你们中人所津津乐道的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化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受到过蔡元培人格与精神的感召的！

二、关于鲁迅，我以为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作之序中的评语，甚为中肯：“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之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这实际上等于替泉下的鲁迅辩了“带病态的人物”这一贬识。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蔡元培推崇备至：“蹊往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鲁迅生前，对是同乡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讥讽。其逝后，蔡元培毫不计较，诚受其夫人重托，两个月内遍阅鲁迅遗著，潜心析思，方落笔墨，足见他的人格之可敬绝非虚名。

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每将其与胡适相比较，以拔高他的伟大。此种比较之法的失当之处在于，仿佛胡适很矮小，只可做伟大之鲁迅的陪衬人。我年轻时深受此种比较的影响，深信不疑。后来读书渐多，始觉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将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结果一次又一次产生这样的印象——鲁迅与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却曾十分地近似过。

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乃因鲁迅是格外赞赏尼采的。

尼采的所谓哲学，在我看来，无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来，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众生的。他几乎一切都反，包括对宗教也乏敬意。但却从不以文字或语言冒犯德皇——因其母亲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泽及其身。仅此一点，作为“哲学家”便甚不靠谱了。

鲁迅赞赏尼采的文学，不引也罢。

其杂文《这样的战士》中，有几行字是：“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心窝。”

在《复仇》二篇中，鲁迅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看客们的极强烈的憎恶，不，那其实是憎恨，因极厌恶而极强烈的与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这是鲁迅那个时代几乎唯他独有的一种痛苦。他憎恨别人的悲运变成看客围娱的现象，自己却往往陷于同样境况。

然而，无论我们对鲁迅多么理解，都难以否认他有思想特别偏激的方面，如他对中国历史、中国字以及中医全面而彻底地否定的言论。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左”，那么他与尼采可算是“国际战友”；而与郭沫若，则可谓是思想上的“同志”，尽管他们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并包的范围；1949年后，郭的“左”的激昂优越感逐年炽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属同一阵营的人都是他必带头欢呼的，而且往往也亲自口诛笔伐。

故，到“文革”时期，死了的鲁迅的语录，也有殊荣被印成“小红书”，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广为流传；活着的郭沫若的表态，往往意味着是代表中国全体文化知识分子宣告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