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邵洵美之杂感

关于邵洵美和他的诗他在他那个年代曾广为文坛所知的沙龙以及他办刊办出版的那些事，我是知道一些了——近年对他的钩沉文章不少，我也只能从那样一些文章中了解；简直也可以说知道得委实不少了。

近日所读的一篇，是施立松所写的《“教学子”诗人邵洵美》，《作家文摘》转自《名人传记》的一篇文章。在我印象中，某时期内，《名人传记》发表了几篇对他的钩沉文章。

施立松的文章主要写邵洵美欲为已故好友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过六十岁生日竟无一宴之金而愁，不惜将一枚祖传印章卖了——斯时陆小曼已美人迟暮，牙齿掉光，两腮凹陷，形同弄堂寻常人家之老妪；而那一枚印章，乃是书画大师吴昌硕专为其祖父邵友廉刻制的，收藏价值甚高——1958年农历九月的事。

读罢感慨良多。

邵洵美在出身豪门与爱诗两方面，与纳兰性德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后者在其所处的年代不可能享有办刊办出版的自由，性格也相反。纳兰氏虽属高官二代，却抑郁寡欢，寿数亦短。邵氏却是较长寿之人，也很享受过一段富贵与任性得兼的人生。

窃以为，就心性而言，邵洵美与张伯驹、叶企孙、胡适、蔡元培们有共同之处——民国时期，虽则中国知识分子、文人之间每每分成阵营，文字战事不断，但却仍能恪守一条原则，即文化主张主义的不同，不完全影响对于彼此好人格的尊敬。

此点胡适做得甚为君子，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在主义方面后来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只有分道扬镳——但无论在李大钊、陈独秀生前还是死后，其尊敬、友谊和悼念之情，一向发乎真心实意；与邵洵美对友谊的珍视可谓同属美谈。

而对于陈独秀、刘丰农、钱玄同三位“同志”以双簧伎俩攻击林纾的做法，胡适提出过批评，曰：“非君子所为，不可以再。”

又窃以为，全部的儒家的思想，若仅以其做人之道而论，今人之说东道西，夸夸其谈，说到点子上的却不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无非便是一句话——做君子勿做小人而已。

何为君子？又何谓小人？似乎歧义多多。

然世人心中皆有一杆秤，而非多么难以区别的。

坊间的区别之法与政治人士们不同，一向的圭臬是超阶级、超主义、超阵营的。这种“超”，又一向是有底线的。卖国或爱国，是首要的底线；捍卫王道还是拥护进步，乃第二道底线。在第二道底线方面，大多数“旧”知识分子“旧”文人，又是一向较为包容的——比如对于辜鸿铭、王国维，因他们的保皇只不过是一种绝对个体的思想主张，拥护进步的人士们并不齐心协力地要置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而后快。也可以说，比之于“你死我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共戴天”“彻底消灭”的曾经的阶级斗争神圣的圭臬，坊间的圭臬要人性得多，道德得多。往往显得很儒家，也很君子。

坊间圭臬又从不失守其底线——比如对于张勋企图以武力实行封建王朝之复辟，则几乎便是一致的声讨。

历史上曾有一个“旧”知识分子或文人屁颠屁颠地充当张勋的走狗的吗？

一个也无。

由此看来，“旧”知识分子“旧”文人之较多数，大事上是有原则的。

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于汉奸之列的，也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

由而想到20世纪“反右”时期，上海的一把手柯庆施有句名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贱，不经常狠狠整他们不行。”

此言打击大多数之厉色姑且不论，当时流毒甚广，被当作理直气壮的经验这一政治现象尤值得深思。

康生也是柯庆施那类政治动物，非说他是人，只能以小人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