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民为贵”抵过半部《道德经》（第3/4页）

在人为事物现象中，老子着力攻击的是所谓“圣人”们那套礼教之说和人类一切企图构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张人皆不应有为，是谓“道法自然”。反之，伪也。那么当然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全都是谎言。

我觉得，《道德经》的锋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圣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后荣名加身，“老子们”是心有不快的。但问题是，其矛头一经对准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于是暗淡了——因为孔子的某些思想，毕竟有益于人之心性的进化。

“是以圣人之志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诫作为统治者的“圣人”，“使民无知无欲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复礼”为己任；老子以“愚民”为天职。孔子力图诲君王善为而为；老子则苦劝“圣人”谙不为之妙理。

关于《道德经》的“愚民”主张，实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点上，我认为与孔子试图以仁义礼智信化民的主张相比，绝不是什么更高级的思想，而是横看竖看都属于糟粕。

冯友兰论及老子，认为他的思想成果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辩性精彩的部分而言，并不算是过分的美誉。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无视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国之学界有种长久的通病，便是对所谓经典的一味赞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以后，更是习惯于论瑕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饭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点上，不要说不及西人治学的客观了，就是连致力于传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们对所谓经典也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贡献新思想。而当代的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大抵本无独立见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赞美。

依我看来，在“愚民”这一点上，《道德经》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共同之处。他们二人，当然是不可能进行过思想交流的。在所处时期接近的历史长河中，在都未至彼国的前提下，竟不约而同给人类的好社会之实践开出了愚民的药方，这倒是值得思索的。我们今人不因而否认柏拉图之古代大思想家的地位，当然也不应因而杯葛老子。打几分折扣的思想家那也是思想家，人类还没产生过不打折扣的思想成果，包括《圣经》。

至于孟子，比孔门的任何一名弟子对光大孔子的思想都功不可没。孟子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善用比喻的，还善于讲故事——起码在他生前是那样。

孟子诲人不倦的对象主要是君王——在此点上他比孔子幸运。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受待见之时少，列国的王们都是军事力量崇拜者，更需要的是防止政变的王位巩固之术和取胜避败的战术，对文化统治这种“软实力”的重视相当漠然。到了孟子的时期，王们的存亡如上市公司，今朝这家上市了，明日那家崩盘了，退市了，都与彼们在本国的民心状况有一定关系。孔子的学说乃是引导彼们“团结”民心的，死后的“学术”影响大于生前。孟子继承了孔子衣钵，宣传且有发扬，于是王们都想听听他的高见了；反正听听对自己并无损失，最大损失无非就是浪费了点时间。故也可以说，孟子得以见到几位王，当面贡献自己的思想，是沾了孔子身后名的光。

孟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是“仁政”，这种理念说多了，劝诲不免有了教诲的意味，王们其实是不爱听的。《孟子》七篇只记述其见了哪几位王，向彼们阐释“仁政”道理时打了什么比方，讲了什么故事，无一字记述王们采纳了没有，采纳后治国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就在于他讲他的，王们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而已。好比当下的中国，商战之势汹汹，老总们都怕出局或急于上市，兼并别人；他那套“仁政”的理念只能被王们认为理念上成立，解决不了彼们的当务之急。这也难怪彼们，实际情况也是，往往还没能实践“仁政”呢，自己的国已被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