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好与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依我看来，至1912年清朝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史况本质上是一样的——国乃皇家“天下”，人乃皇权统治下的“子民”，百姓创造之财富任由皇家收缴、支配甚至穷奢极欲地挥霍。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若子民幸运，生逢好皇帝亦即所谓“仁君”在位的年代，并且无外患，无内乱，朝廷由贤臣良将组阁顶层领导班子，再加上少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那么，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百工得以蓬勃发展，士人安分，商贾活跃——便会被史家说成是“盛世”了。

古代的史家与近代的史家很不同的一点在于——前者对“仁君”“明主”一向歌功颂德；后者则大不以为然，再三指出皇帝就是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头子，“总舵把子”，所谓“仁”与“明”，不过是统治术玩得高超。归根结底，是为了家天下能“千秋万代”罢了。而所谓贤臣良将，也不过是皇家的优种鹰犬。如此看来，“仁君”与暴君、庸君，贤臣良将与奸相恶臣就没本质区别了。

我年轻时是很接受后一种史观的，奉为圭臬，以为是与封建思想做了一切斩断的绝裂。

后来读的史书多了点儿，领会的史观丰富了些，看法有所改变。

这我真的要感激胡适。

他那句“立论总要公允”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很深。他似乎在此话之前或之后还加了“要厚道”三字。他的话并非针对历史研究，而是指人与人辩论甚至论战时的态度。他们是对个人修养有很高自我要求的人，认为旨在以文字为武器一心“击毙”论敌的粗暴辩论态度是不可取的，属于江湖上的暴力崇拜行径。

智哉斯言，君子者胡适！

窃以为，对待历史，尤当立论公允；厚道的眼光，反而会更接近史实一点儿。

比如武王创周后的执政表现，确比他号召诸侯所推翻的商纣王的统治人性化得多。而商纣王，则十足是变态的恶魔式的暴君。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对弟子们反复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是可以厚道地理解的。

而刘邦立汉做了“天子”后，也确实与秦二世的暴戾昏聩有别。

包公、海瑞、杨家将、岳家军等等被后世人一再以戏剧、评书的形式歌颂，不能仅以民智愚昧而论。

即使那些治国表现总体上与“仁”不沾边的皇帝及其大小官员，只要在某事上表现了对民的一次一点善举，使民间疾苦从而减轻了些，使社会制度从而人性化了些，也当予以承认、肯定。此种对历史人物的公允、厚道的态度的养成，有益于当代人对当代事之立场的客观。

举例来说，自启夏以降，奴婢现象便存在矣。当时女奴并不叫婢，叫婢是后来之事。至先秦两汉，户籍制度逐渐形成，至魏晋时，已较定型。至唐宋，更加成为国法之一项内容。

那种国法规定，户籍分为皇族、贵族、军籍、民籍、贱籍——分类造册登记。

贵族虽贵，因与皇族并无血统关系，与皇族在法办方面还是有区别的。陈世美只能算是“国戚”，不能与血统上的皇亲混为一谈。若他是皇帝的亲兄弟，亲子侄或叔伯之亲，包文正能否真的铡得了他，或还敢不敢铡，也许将是另一回事了。封建之所以谓封建，血统是至上的。至上到什么程度？老婆那边的亲戚，该杀那也是按倒了就杀的。理论上国丈杀得，皇帝他爸的毫毛是没人敢碰一下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授意。而皇后的三亲六戚若犯了法，该怎么处置，全看皇帝对皇后的宠爱程度。

再说古代的户籍——士农工商皆属民籍。农业之国，国税主要依赖农民缴纳，故农民的重要性排在工商前边。士人中出“干部”，出皇家倚重的栋梁之材，兹事体大，虽同在民籍，地位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