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民为贵”抵过半部《道德经》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发布了逊位诏书，声明“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是“大内”一等笔杆子所作，文采俊隽，有一吟三叹之韵，含催人泪下之情，端的属于极品美文，可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有一比。仿佛彼们自打入主汉家，朝朝暮暮与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但同舟共济，而且亲如鱼水一般。似乎彼们的弃权，是一百二十分对不起老百姓的内疚之事。

清朝的完结，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国体之崩溃，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过程。封建国体与封建文化，如蛤蜊的双壳，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为壳内绝对不会产生珍珠。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码不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罪孽更大。在中兴时期，励精图志的作为可圈可点。但是像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根本无法克服专制和腐败两种遗传其身的“合并癌”。于是规律性地由迷恋专制而视进步为天敌，由腐败而腐朽终至晚衰、没落、不可救药。既迷恋专制又想不怎么腐败完全是异想天开。因为越企图持久地专权便越会使劲加码地专制，也就越会强调其特权的绝对性和全面性，于是特权渐趋无限大，而腐败也就似乎不算腐败，不足论道了，于是不可救药。

封建国体由于先天的“合并癌”，其延续是一种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兴阶段也是如此，好比带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时期显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谈到封建文化，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孔子的，并且一向会使后人联想到与他同时期的老子，以及后来的孟子与“诸子百家”。

我偶谈孔子时，头脑中同时会出现两种“标签”——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封建时期思想家。正如一谈到孔雀和天鹅，美丽与优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时在头脑中出现。

研究孔子的学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似乎更喜欢说他是伟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没有什么历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国度。

而且人类社会的封建时期也并非便是一无是处的时期，封建时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能产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证。

同理，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无是处。伟大的封建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进当时之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对于当代的人类社会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

不能要求孔子当年具有现代民主思想，这样要求古人既不客观也不厚道。亦不能因为孔子当年并没宣讲过多少有点儿现代民主意识的思想而否定其伟大性，正如不能责怪古人仅仅发明了算盘而并没进一步研发出计算器而觉得算盘之发明不伟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影响最悠久和深远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智”非指心机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么，孔子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传播好人文化而实现其对于好社会的理想。

我们当下中国人每每热议的话题是——好社会之实现，好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好人多起来的作用更大。

窃以为，二者是不该对立而谈的。若一种制度较开明，并且在向着更开明发展，那么当然好人越多，发展越顺利。反之，做好人难，几乎只有做顺民。但若想要将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变，那就还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吗？于是人的作用凸显了。

在此点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鼓吹制度决定论的胡适，竟也同孔子一样，在民国时期将社会进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谓“好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