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革命的宣传与实践（第2/5页）

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前几次国军进剿时，彼等皆远飏数十里外，鲜有敢冒险归来者。今则稍逃村外，微知国军能宽容，即联袂偕归。亦有敢越重围寻仇雠，以取甫归之难民首级者。浯塘村民，因割电线，曾被杀数十人以示儆，彼犹不怕，竟乘某连撤退之不备，以农具缴其枪，致遭血洗之祸。……二为残忍性，杀人不算事，其例不胜枚举。三为创造性，譬之义勇队队长，及其它团体主要职位，农民竟敢与农民争夺，争得之后，对厥职亦多能自出心裁，处之裕如；争而失败，则一变而为捣乱心，使办事人时感棘手。[151]

苏区社会革命以扫荡社会陋习为职志，在这方面，禁烟运动的成就相当突出。近代以来，鸦片是危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南京政府虽然宣称要禁绝鸦片，但实际是禁而不绝，禁烟成为其征税的一种手段。苏区禁烟可谓雷厉风行，对栽种和吸食烟毒者都规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并定期展开检查。江西省苏1932年11月报告，在所调查的9个县中，宁都、公略、寻乌无专项调查，其余6县都未发现鸦片栽种情况。兴国、赣县、宁都、永丰、寻乌、安远、万太、公略等地发现少量吸食鸦片者，其中赣县情况比较严重，“吃烟赌博者不少，每月少队所捉的三十多起”。[152]可见，经过中共的努力，在短时期内苏区已经做到基本禁绝鸦片种植，吸食鸦片者大幅减少，残余者也不断采取措施强制戒绝。

由于鸦片吸食后易上瘾，种植鸦片又有经济利益，禁绝鸦片的困难非比寻常，中央苏区为禁绝鸦片，不仅建设并投入警力禁烟抓赌，同时利用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抓捕瘾君子强制戒烟，经常性的检查也坚持不懈，防止烟毒重新泛滥。1932年底，各地在禁绝鸦片活动中发现胜利、宁都、于都、兴国、石城等县尚有人栽种鸦片，相关各县对此均予以处理：胜利县“进行以政治的鼓动和鸦片恶毒，深入到乡村中去宣传群众、解释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把遗下未铲的鸦片，连根铲绝”；[153]石城县“鸦片烟正在开始铲除”。[154]各级机关派出的巡视员将烟毒列入巡视对象，长生视察于都、胜利两县后就提出报告：“古龙岗、马鞍石一带还有种鸦片的，党与政府亦未注意这一工作”。[155]通过中共持续不断的努力，虽然在苏区内部烟毒不可能完全禁绝，如当时报告提到：苏维埃干部中吸食鸦片者就有人在，福建团组织发现“上杭、长汀、新泉都有区委负责人偷吃的现象……省委几位十七岁的老人家（原文如此——引者注）也同样吃的”，[156]永新也有“少数党员吸大烟赌钱”，[157]但在整个中国烟毒泛滥的背景下，苏区能够在短时期内使种植和吸食鸦片者成为过街老鼠，其禁绝鸦片的决心与社会改造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在艰难的条件下，中共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尽力改善苏区的卫生状况。赣南、闽西医疗卫生落后，苏维埃革命前，农民一般病痛多依靠草药治疗。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加之缺乏卫生习惯，常有疫病流行，每年因疫病导致死亡的人口都不在少数：“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158]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注意宣传卫生清洁，着力改善公共卫生，兴国县长冈乡将居民按住所接近，七八家左右编为一个卫生班，设班长，负责清洁卫生。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使卫生状况大有改观。同时政府加强医疗管理，设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雇请医生，看病不收诊费，但药须在该医生药店购买。规定医生看病费五里以内红包一毛半，每加五里加小洋一毛”。[159]1934年春夏，即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紧张时期，各级政权仍大力开展卫生防疫活动，陈诚在占领石城后发现：“石城一切尚好，较之非匪区尤觉整齐清洁。土匪精神实可令人敬佩。”[160]这应该是由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