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苏区的炼成

1.中央苏区的成长

1930年代，中央苏区成为全国各苏区中的“中央”，绝非浪得虚名。由于朱毛红军在赣南一带的出色表现，早在1930年前后，这里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讨论的重心。1930年7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共中央，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问题作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强调：“完全掌握农民武装斗争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着手组建惟一能保证我们巩固胜利的正规部队，只有在牢牢占领并保持具有巩固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足够政治经济前提的根据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时指出：“我们越是迅速地具有这样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到把武装斗争从各种独特的游击战变为正规军作战形式，我们就越能迅速地保证从组织上掌握农民革命运动，就越能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1]根据这一判断，8月8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

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是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2]

这里提到的三个地区此时只有赣南地区已经有大规模的红军活动，而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过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正是中共武装的精英。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判断，在所有红军部队中，“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6军），与他们差别不大”。[3]中共中央也明确肯定：“四军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4]显然，已有根据地基础，又拥有优良红军和坚强领导人的赣南更有可能满足共产国际建立中心根据地的要求。不过考虑到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毕竟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共产国际并不想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遽下定论，在有关电报后面不忘补充说：“更详细地核实这一情况只能在当地进行”。[5]这是1927年莫斯科在中国遭遇挫败后，指导方式开始调整的一个例证。

共产国际提出这一计划，正是此时实际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错误向着最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之时，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为着减消李立三的错误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热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个月后，随着进攻长沙的失败及李立三总暴动方针的破产，尤其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首先是关于建立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得到落实。6、7月间，共产国际数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6]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象中的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无暇顾及。周恩来同年底谈道，这时的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并不放在党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时反对我在国际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意见，认为是右倾，保守观念。六月间，国际来电提出建立苏区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视”。[7]8月底，李立三的狂热渐现退潮之势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的建议。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同时，周恩来“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苏区的建议”，由于大家都认为“他在政治局里简直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不可替代的人物”，[8]这一提议未能通过，但体现了此时中共中央开始高度重视苏区建设。接着，中共中央初步明确了中央根据地的范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道：“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9]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10]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苏区这一概念。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文件中提到的赣南和闽粤赣（即闽西）两块根据地实际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11]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12]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