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势与新任务

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传言”通过决定：“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32]共产国际专门就此一问题作出决定，粗粗看，似只是对既有方针的继续，细细观察，却可发现其背景并不简单。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远东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就苏俄而言，日本的威胁已经十分现实，尽力防止其北进成为苏俄重要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苏俄极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和平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33]因此，此时中共方面和蒋介石的任何接触，都有可能导致日本作出国共在苏俄指导下携手抗日的判断，对日苏关系稳定显然不利，这是苏俄方面极力要避免的。

虽然苏俄不愿公开刺激日本，但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谋应对之策。中苏两国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开始明显表现出接近势头。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俄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议恢复邦交，表示：“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国。”[34]对此，南京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差异，拒绝苏方提议，断言：“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35]9月底，为应对九一八事变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在此问题上开始采取弹性态度，强调：“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36]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与苏俄进行复交的秘密谈判。12月12日，中苏双方互换照会，宣布自即日起，中苏两国正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颜惠庆为驻苏大使，苏俄政府派遣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

苏俄对南京政府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不导致其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调整。虽然出于对日本反应的顾虑，这种调整进行得小心谨慎，而且在南京政府坚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与南京方面的武力对抗之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微调的迹象其实已经在逐渐显露，1931年11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1945年谈道：

在1932～1935年期间……我逐渐对一些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起了些思想上的变化，因而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它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例如在政治上——在1932年春不同意临时中央对上海十九路军抗战是反动性战争的估计，不同意他们反对“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同年冬，代中央写了提议在满洲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满洲党的信；在1932年～1933年长期向米夫说服和斗争的结果，通过国际致电中央提议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并写了经济政策一文；1934年底在新条件与新策略等文中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代中央起草八一宣言及写《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等。在组织上——不同意临时中央在白区乱用“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乱打党和团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干部；不同意临时中央在苏区反“罗明路线”，反毛主席及其它同志的斗争等。[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