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历史的弹性

1933年秋国共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开始时，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全盛时期。虽然在此之前长江流域与中央苏区可以形成掎角之势的几个大的苏区如鄂豫皖、湘鄂西已经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但当时仍然不会有太多人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会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下，随着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易手。失败的结局使中共不得不走上长途跋涉之路，寻找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突围中的艰难也导致了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最重要的一次领导层变换。同样让人很难预想到的是，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挫折，在对手看起来已是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很快又能重新振作，在陕北站住脚跟；而且这次失败实际上就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最后的一次战略性失败，从此中共的革命夺取政权之路大有直济沧海之势。

失败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与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的描述相比，对于中共历史上这样一次重要的失败经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不是很多，有许多问题我们尚不能得其详，简单的原则论述和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当我们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时，往往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其实，翻开中共壮丽历史的长卷，在欣赏波澜壮阔的胜利画面之余，偶尔体味一下这一段别样的经历，也许可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考虑到成败、祸福之变，谁又能说，这样的失败就完全没有意义呢？！就整个苏维埃运动而言，后人（虽然是外国人）曾有过中肯的评断：“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1]这样的说法放到第五次反“围剿”的这一时段中，也并非就没有针对性。苏维埃运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创造奇迹的过程，因此所谓的超越阶段之类的说法更多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

苏维埃革命高歌猛进的初期阶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人的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出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后的又一个传奇。中共在这其中表现出的让人感觉无穷无尽的能量，不仅当年的对手为之震惊，即连多年后的览史者，也很难不为之倾倒。不过，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无论和共产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在滚滚的历史大潮面前，他们难以担当引领潮流的重任，更多时候乃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许多问题，既不一定是他们的造作，也不一定为他们所独有。对此，毛泽东曾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中肯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