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历史的弹性（第2/3页）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2]

毛泽东的评判，主要是从中共内部着眼，而邓小平则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透视过当年“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

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3]

中共两位超重量级人物的论断，客观、公正、独具慧眼，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多样性认识的范本。

如果不是过分执著于结果的话，面对1933～1934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够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何况，无论是事后诸葛的我辈，还是当年那些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们，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热，对于此时国际国内背景下，红军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江南的可能命运，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不那么乐观的预判。中共和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论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细排列一下当时各苏区的名称，诸如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等，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苏区都位于数省交界的边区，都利用着南京政府控制软弱的条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绝对不能低估。然而，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当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全力挤迫、志在必得时，成长中的中共最好的命运大概也就只能是顺利摆脱，韬光养晦，以求东山再起了。

这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发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朱德发挥自己的天才剑走偏锋（比如在军事上的天才创造、对力量的精准把握）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陕，或许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剑走偏锋。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回首这一段曾经不那么愿意直面的历史。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后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得智慧。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很难越俎代庖，因此，作为一个以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为聚焦点的研究，本书或许承担不起总结经验的责任，也未必真的能够提供若干教训，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尽管，原初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复杂得也许会让人感觉混乱，但光怪陆离既然提供给了世界，应该也就预备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