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2/10页）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流亡者获准返英，他们去国时携走（国教的）《爱德华祈祷书》，归国时带来（加尔文宗的）《教规》。但这只是一个权宜性质的政治同盟，建立在对血腥玛丽恐怖统治的痛苦记忆之上：国教会搁置对共和主义的戒心，清教徒克制对主教制的厌恶，携手应付共同敌人天主教—西班牙的威胁。清教徒否定教阶体制的自然结果就是不断产生更多的分裂教派，满足不了王室确立正统、维护教会统一的要求。国教会把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统一性转移到英王一身，明显更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胃口。1577年，伊丽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叙任权，软禁了最后一任流亡者出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尔的职务，以惩罚他坚持加尔文宗的王权不得支配教务的立场，拒绝压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间宗教会议——长老监督会——它肯定会发展为长老会的胚胎。

詹姆斯的基本政策是“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的相似性把两王国联合起来”[10]。事实上，联合的真实意义是要使苏格兰长老会接受英格兰的主教制度。因此，“在苏格兰，他的任务要艰巨得多”[11]。查理一世继承父王的遗志，把推行主教制当作自己的主要事业，首先激起了1638年苏格兰长老会叛乱，继而使英格兰主教制和苏格兰长老会之间的国际冲突演化成英格兰国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之间的国内战争，结果断送了绝对君主制在英格兰的前途。但他即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都没有对自己的宗教原则作过任何妥协。[12]整个复辟时代，保王党和辉格党的分野就建立在国教徒和清教徒的边界上，同时对应（查理和詹姆斯执行的）亲法政策和（夏夫茨伯里勋爵胎死腹中的）亲荷兰政策。

宗教改革和宪法危机催生了英格兰民族，赋予她牢固的身份认同：新教的英格兰、自由的英格兰。反对天主教欧洲和绝对君主国是她的国本所系，背弃这条路线，国内宪制和外交利益将会同时动摇，二者已经无法分离。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1688年光荣革命，随着国内宪制的选择确定，查理二世以来犹疑反复的外交路线也告一段落：英格兰坚定地背弃法兰西和大陆，联合荷兰与海上民族。散落在欧洲西北边缘的新教民族面对天主教欧洲大陆的磐石，七海[13]是他们的安全和希望所系。他们告别了神圣的罗马，憧憬着远方。早在惠特曼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路》面世之前，七海就是每一个英格兰儿童的梦想，融化在血液中。

俄罗斯神圣的火种

1453年，君士坦丁堡（新罗马）陷落，基督教的正统与罗马帝国的正统同归于尽。如果倒退六百年，欧洲会感到晴天霹雳的打击。即使倒退三百年，欧洲也会兴奋地抓住这个机会。但现在，欧洲正在创造民族的痉挛中挣扎，教会、帝国和正统性已经不再重要。只有偏远的莫斯科公国愿意接受这顶过于沉重的冠冕。1472年，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佐薇·帕拉奥洛高斯。1547年，伊凡四世宣布继承东罗马恺撒（沙皇）的皇位。于是，这位君主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属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一变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自己是土耳其苏丹的臣仆）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独立的元老地位，完成了帝国遗产的馈赠。事实上，这意味着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一个政治实验室，俄罗斯就是这个实验室的产儿，自出生就具有弗兰肯斯坦的特征：一个晚期文明的复杂政权机器嫁接在草昧社会散漫脆弱的基础上，这个混血儿必须为预定使命而奉献牺牲。

俄罗斯的诞生意味着牺牲东正教世界建立多国体系的历史机缘。1478年，莫斯科兼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510年，莫斯科兼并普斯科夫，解散了最后一届市民大会，流放三百家当地望族。1520年，莫斯科兼并梁赞，将末代大公驱逐到立陶宛。罗斯各邦放弃了封建自由的自然进程，把自己的法统建立在罗马—拜占庭的正统性上。从理论上讲，“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永远在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14]是拜占庭—第二罗马的“行在”政权，光复“帝都”是她的先在使命。这个使命超出了俄罗斯社会的支持能力，但并不违逆她的灵魂，因为东正教世界的道统同样来自神圣的南方——俄罗斯的神父总是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下属，俄罗斯的圣人总是阿多斯修道院的门徒，莫斯科的大公总是在临终前获得高级修士的身份。原则上，第三罗马没有外交，因为她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正教世界必定是她的臣民，异教世界必定是她的敌人。西欧外交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同时存在众多合法（虽然不一定平起平坐）的君侯和邦国。在俄罗斯，这个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假定它原先曾经有过存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