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4/7页）

江东从来不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区，秦汉在这里设置的郡县具有明显的军事殖民性质。秦人置诸暨，戍卫贡道（山阴道）的安全。岭表（天台山外的浙东）地形、种族复杂，置之度外。东冶、东瓯孤悬化外，被土著彻底消灭。取代秦郡县的闽越、东瓯王国是纯粹的百越土著政权，而不是南越那样由华夏统治者和百越被统治者组成的军事殖民政权。汉武帝用“迁其民而墟其地”的残酷政策对付这些热爱叛乱的土著。地方制度比文字记载更加说明问题：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这是汉家对待西域、西羌的军事监护制。

到东汉时期，荆州在长江南岸的四郡集中在湘、沅二水口岸，内地，更不用说山区，布满了洞、蛮、溪[71]、楯[72]之类名目繁多的族群。扬州刺史坐镇淮南（寿春），称他的大部分辖地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车驾时时入洛，极少过江（刺史本来是巡视监察官员），无意中流露了华夏本位主义者对化外之地的真实想法。晋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补给。东汉大儒王朗（的确被孙策赶出江东，但并不曾被诸葛亮骂死）就走过这条路线，他和其他汉代学者一直对两个问题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岛还是大陆？第二，福建土著是人还是蛇？

华夏核心地区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汉光武罢郡兵、晋武帝罢州兵，都是这一进程的折射。但边区不在这些诏令所指范围中，仍然沿袭战国、秦汉旧制，守、尉敌体，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这些边区中最大的一个。孙吴政权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结合，绥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绩，军事殖民性质往往凌驾于割据性质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词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诸葛恪开新都郡，获得十余万壮丁。鉴于东吴全国军队不过二十余万，动员五万以上军队的战役极少，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永嘉东渡使江表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侨姓移民构成建康诸帝的政权基础，孙吴政权贵族世家的后裔顾荣、陆玩等人虽然采取了妥协态度，但还是渐渐被排挤到边缘。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后来居上，垄断了中央政权和州郡要职。中原流民渠帅郭默、蔡豹、苏峻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饮，兵可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毁灭了萧齐。

东晋末年以后，门户之见日深，吴姓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南人最后一次（陆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视为反面教材。但他们仍然各拥部曲、私军，在洞主、蛮酋这些非华夏的精英阶级面前以征服者自居。据陶侃称，洞、蛮、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们不断叛乱的原因。平蛮战争与六朝相始终，（宋明帝一朝内战时）浔阳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刘胡和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都是在平蛮战争中积功起家的。

吴姓往往对侨姓政权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周札（周处的第三子）诅咒顾荣不该将这些北方蛮子（伧楚）放进江南，但顾荣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五胡暴起，华夏政权已经无力维持武力优势，因而强调正统性和历史继承权是它仅有的生存机会。然而吴姓无论文武，在六朝之始（孙吴）之末（陈朝），都表现出边区军事殖民社会精英的先天不足，几乎无力组织一个像样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说维系全国物望的正统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