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第2/7页）

以后儒之见，“如露亦如电”“天国不在此岸”之政治失败主义，足以反证大一统帝国、士大夫理性主义、儒学保守主义真有济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为治。此论真伪可不论，然“政治低能足以唤醒古学复兴”之前题，衡诸欧、日史乘，难信而无征。伊拉斯谟之贤何尝逊于文中子，然则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统主义终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于北朝诸胡何以一变而为颇有战斗狂热之原教旨尊经复古论者，以秕糠魏晋、宪章虞夏为志，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连二氏。其间诡异，略同维金诺曼人自居罗马哲人元老，轻贱拉丁基督教徒为左道蛮夷。

钱宾四（穆）云：“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于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历史自然顺序，自部落入贵族封建制，贵族封建制入官僚集权制，其文明层次原与西周宗法甫健之际相若，故而亲周复古，顺流而下，毫不勉强。北朝诸儒，不过起催化剂作用，五胡君长实居主动地位。苻坚，尊经复古之政治理想主义先驱者；宇文邕，尊经复古主义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拓跋宏），华夏正统主义之浪漫派播种者；隋文（杨坚），华夏正统主义之犬儒派收割者。东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后历史衰变顺序，自清流激进主义入士人寡头政体，士人寡头政体入强人赤裸暴力。苟无外患，待其门第尽而政统亡，继之者不外乎马穆鲁克式军事平等主义僭主政体。梁陈之际，此类政体竟有雨后蘑菇之盛况，横行江左，乍生乍灭。

南朝社会的鲜明特点，在于神职、武夫物望之盛，有凌驾文人政府之势，为古典华夏、近世东亚所罕睹；然则衡以中古诸文明，实属正常，反衬现华夏文明之特殊性。二者皆与士族寡头主义有关，大凡政治社会封闭、士庶分明之际，寒人有才有志者，文则为僧，武则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拟于文人政府浪费精力。故而神职、军职，一变而为中古平等主义堡垒。大凡高级宗教，无不轻视俗世贵贱，神职之社会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别，仅在于士人寡头为后历史假贵族，有垄断之实而不能发挥前历史贵族骑士之军事职能，因而终须仰仗官僚制而非封建制为其特殊势力张本。中古历史之三岔口[69]在此，路径依赖既成，其行愈远，愈有积重难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远迈先秦，其后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之心血结晶。余风播于初唐，其后则衰，恰与社会平等化曲线相对。胡适之“宋以后和尚皆不读书”，实肇于是。无奈藏晖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场，必欲视浮屠为病魔，竟至自蔽其视野。科举平等主义既兴，即成政治通货膨胀之源。文化基因多样性，每经易代，必有一度扩张。千军万马，独木桥上；用智之地，唯权术耳，余才注于文艺辞章、随笔小品、短小平快、急智灵才可办者。凡用宏取精，非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不可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檐退化效应，顺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无须霸君施暴。神职、军职于列国皆为文武精英所聚之地，独于吾华沦为社会游民养济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之叹，虽别有寄托，衡诸世变，仍不啻为卡珊德拉预言。

“功利短视”“酷爱和平”二庸德，忝为晚期文明顺民与生俱来之胎记。其实贵族集团往往压制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质，断不能灭绝自由。平等与专制结合，反而最有破坏社会文化基因多样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点，在于所计者短，仅及其身家，无所爱于法统，故而于无形态僭主政体，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贵族特殊利益纯系人为，维护法统敏感性极高，虐民虽实有之，反而易于抵御无形态权力。吾国文宣家所云“封建罪恶”，十之七八实为僭主之恶，而专制平等化为其远因，医之以变本加厉之专制平等化，何怪乎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