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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古典共和政体建立在宗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名垂青史的伟大爱国者几乎都出身于源远流长的伟大氏族。共同体至少在最初阶段，政治权利依托于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时期，几乎没有游士和纵横家上下其手的空隙。个人的政治主张和宗族的政治传统很难区分，流放和荣耀同样不分彼此。阿尔克迈翁家族就是伯里克利，利用波斯反对斯巴达是他们的出生印刻和永恒使命。近代人丧失了许多历史理解力，在希波战争时期称他们为（希腊的）卖国贼，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称他们为（雅典的）爱国者，仿佛他们随着时代而改变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亚德家族恰好相反，将联合斯巴达反对波斯的传统维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时代。近代人由于错误的代入感，同时赞美反对波斯的战争和反对斯巴达的战争，在希波战争时期称他们为（希腊的）爱国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称他们为（雅典的）保守反动派。其实两大家族都是始终不渝的雅典爱国者，不过只能以他们党派的方式爱国。

雅典民主以宗族党派的形式展开，正如英国民主以士绅党派的形式展开。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证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体成员。有根政治家（相当于《宋史》所谓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负责任的事情，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且谁都不愿意把粪便倒在自己卧室里。选民喜欢名门望族的候选人，因为后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中国读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无根游士的区别，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选民更信任张季直，还是梁任公？前者的决策如果损害地方利益，肯定会连累自己；后者身轻易遁，随时可以而且确实经常改变投机对象。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时代，基本上由老加图所谓“满口大蒜味的土鳖元老”包办。乡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纲，因为他爷爷早就见过政治家的爷爷。论证说服虽然不是多余的，但远没有雄辩家自以为的那么重要。无论修辞学教师多么善于自吹自擂，氏族的铁杆支持者都不会支持敌对氏族。这些顽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压舱物，非常歧视知识分子和外来人。随着雅典日益强大、富裕和开明，知识分子和外来人越来越多，传统道德或偏见越来越动摇，公民的血统越来越混杂；雅典民主就越来越激荡，游士政治家就越来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来越少。

无根游士首先以诡辩家的形式进入雅典，很快就引起了民主传统派的警惕。他们正确地指出：共和国以民德为基础，禁不起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侵蚀。审判苏格拉底是他们的反击，然而已经为时太晚。风气形成以后，不是个别打击能够扭转的。如果雅典民主还有挽救的余地，那也只能在伯里克利以前。孟德斯鸠赞美伯里克利深刻理解法的精神，因为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滥许缺乏雅典政治德性的外邦人入籍，无异于默认外邦对雅典共和国主权的无声颠覆。可惜这位伟大的文明收割者，一面限制移民和混血者归化雅典的资格，一面身体力行地奉养游士和外邦人。孕育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的社会风气由他亲手造就，正如他和阿斯帕西娅的私生子开辟了破坏入籍限制政策的恶例。如果雅典人自己急欲放弃列祖列宗的政治德性，一味限制外邦人又有什么用处呢？哈德良皇帝精心保护和恢复古老的雅典宪法，寻访血统纯正的雅典公民后裔；但他除了制造一个依靠游客为生的杂技团，还可能有什么其他成就吗？

雅典人猜忌的外邦人大抵来自其他希腊城邦。他们并不全是共和政体的主权者，但多多少少总有一些自治政治经验和军事团体经历。军事自治团体对希腊人非常重要，即使政治上的君主在军队中也像民主领袖。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外邦人入籍雅典才是某种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埃及或波斯的散沙群众列为入籍对象，那就只能解释为僭主破坏公民德性的长期努力已经到了功德圆满的时候。恺撒和罗马诸帝毁灭共和国的主要武器，从高卢人入籍开始，到行省降虏的普遍入籍结束。恺撒的举动还可以解释为格拉古传统的扩大，以德性元气未衰的蛮族补充共和国腐败的公民。卡拉卡拉的恩泽就只能是撕去一切伪装的东方化，指望东部顺民的散沙性格淹没罗马公民残存的政治德性，给罗马城邦的自治传统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如果我们用古典时代的政治伦理衡量近代世界，就会认为穆加贝和曼德拉才是卡拉卡拉的真正继承人，因为他们将公民权交给缺乏政治德性的外邦人，淹没了具备民主经验的少数公民。根据孟德斯鸠的标准，这种行径就是外邦人对共和国主权的颠覆。雅典民主在其极盛时期，公民人数也不过总人口十分之一，伯里克利已经觉得有必要严加甄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