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的历史与考证的历史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第2/3页）

20世纪初，西方学院主流、社会非主流的“科学学派”面临两种质疑。第一种质疑主要来自学院外，同样非常类似“乾嘉之学”在中国遭到的责难。丧失价值追求和问题意识的学术难道不是逃避主义或玩物丧志的体现吗？公众有什么理由支持精妙的考据技术，而不去支持同样精妙的斗蝈蝈技术或下围棋技术？托洛茨基对学院派说：在人类解放的大决战时代，有人居然一心放不下诺夫哥罗德的破账单子，这是多么可耻！索尔仁尼琴对学院派说，在“大清洗”和集中营的时代，有人居然用毕生心血考订托尔斯泰和某伯爵夫人的约会时间，这是多么可耻！西方学术界同样面临这样的责难，其中有一些就是来自欧洲和俄罗斯的流亡者，但自由主义的边界意识仍在，圈外人的意见对于他们是无足轻重的。第二种质疑来自学院内，对他们比较重要，不过在公众心目中，任何学院派的争论都没有通俗宗教读物和通俗文学读物分量重。

卡尔·贝克尔（Carl L.Becker）就是提出第二种质疑的主要人物。他的质疑跟特纳的看法非常接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没有什么客观事实，只有对事实的主观认识。“总而言之，记忆中僵死的历史事实不会改善或危害世界。只有你我根据真实事件的描写、印象或概念，在头脑中生动地再现事件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进而产生影响。正因为这样，我才说，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因为历史若非在人们的头脑中重现，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里，就不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什么是历史事实[29]》）其二，历史学的目的不是“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他的前辈乔治·亚当斯如是说），而是借助历史增进人类的理解力。“对个人而言，知识或历史的最主要价值无疑是他能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同时可以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渺小的、褊狭的现在，从而使他能够在不那么直接的和局限的经历中，来判断包括他个人在内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什么是历史事实》）

贝克尔的议论跟他的先驱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鲁宾逊（James Havey Robinson）一样，主要目的在于纠正“科学学派”的偏颇。他没有另外建立一个“相对主义学派”的意图。“相对主义”这个名词是由他的敌人发明的，“扣帽子”的色彩相对浓厚。贝克尔自己的解释完全两样：“我本人认为的相对主义是指老观点总会被新观点所代替，历史学家考虑和忽略那些历史事实，如何强调特定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会较少地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简而言之，取决于他所在时代的一些先见之明、价值判断和世界观。如果相对主义具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如果它还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的知识以及知识的不断增长不是客观可确定的话，如果它还意味着要否定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陈述‘客观历史知识的理想可以部分地获得’的话，那么我就不是一名相对主义者。”（《历史知识问题评论[30]》

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讲，贝克尔的论证没有多少新意。只有殊相，没有共相，这是中世纪唯名论的老生常谈。在休谟和康德的问答以后，完全客观的不可能性已经没有多少发挥余地。“单纯的事实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是史家赋予事件意义。”（《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义理的必要性论证在史学史当中周期性出现，通常会引出下一步论证：何种义理？贝克尔的奇妙之处在于，他到此为止了，把剩下的问题交给经验和常识。我们不能不先弄清楚，他自己准备赋予历史什么意义？

从《社会问题和思想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影响的几个方面[31]》（1913年）分析，贝克尔的意思大致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受到周围环境和思想脉络的重大影响。《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32]》接受了同样的解释框架：以思想家生活的社会环境为横坐标，以思想潮流的来龙去脉为纵坐标。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33]》当中，他在两轴交叉的地方寻找敏感人物，例如亨利·亚当斯和狄德罗，就像探险家用罗盘定位。我们用图解式方法概括他的认知图景，结果就是某种“全面历史”观念。“渊源”（时间轴）和“连属”（空间轴）是他的关键词。他只要抓住这两个坐标，就能构建任何蓝图。蓝图会告诉他应该到哪里去搜集资料，以及应该搜集什么资料。他如果依据兰克学派的家法，指望资料自身体现意义，那么至少《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的纵坐标是永远构建不起来的。不过，在横坐标这方面，他能做的事情，兰克都能做。麦考莱及其前辈致力探索“渊源”，在“连属”方面却很不称职，而且，他们只要遇见硬史料缺乏的场合，总是忍不住拿自己喜欢的政治哲学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