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的历史与考证的历史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

根据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法，一切学问都可以列入“汉学”和“宋学”两类。二者的差别在于价值取向，而非内容（更不是朝代或时代）。“汉学”是考证之学，认为意义存在于事实之内，你只要将经典著作涉及的史实考证清楚，先圣想要保存的价值就会自动凸显，无须过度诠释；先入为主的解释体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宋学”是义理之学，认为意义是甄别事实的准绳，经验型的考据虽有一定价值，但先圣奠定的价值体系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前者零星散碎，可靠性、波动性极大，后者万古不变，永远可靠。

在西方，瓦拉（Lorenzo Valla）、卡姆登（William Camden）和近代实证主义的史学形成了一个类似“汉学”的思想系谱。他们自己并非没有价值观，但极不愿意将价值带进事实当中。很自然地，他们对解释体系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技术手段不够专业的体现。另一方面，西方史学的核心人物都属于类似“宋学”的系谱。不过，他们的价值体系要丰富得多。修昔底德有他的悲剧体系，波舒哀有他的基督教目的论体系，麦考莱有他的辉格史学体系，马克思有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斯宾格勒有他的历史形态学体系。这些体系彼此之间的分歧远远超过他们跟考据派的分歧，各种义理的争论构成了迄今史学史的主要内容。

19世纪末叶，西方史学界的舆论气候经历了两次转变。首先，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麦考莱、梅特兰和斯塔布斯将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的“义理之学”推到了近乎圆满的地步。如果你拒绝跳出他们的“义理”框架，那你就没有重大创新的机会。无论怎样补充资料，都只会像磁铁周围增加的铁屑一样，自动顺着原有的磁力线排列。迄今为止，这种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于是，自由主义史学进入平台期，类似儒学的“后朱熹时代”只剩下注释的工作。主要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压制，而在于理论体系已经穷尽其内在的可能性。好奇求新是知识界的基本动力，这种局面自然会引起反动。反动只能走出两种路径：不是另立“义理”，别开生面，就是回归“考证”，弃虚就实。马克思和斯宾格勒代表前一种选择，他们对自由主义主流派的挑战非常类似 “陆王心学”和佛学对“朱子学”主流派的挑战。兰克和“科学学派”代表后一种选择，他们对辉格史学的挑战非常类似“乾嘉之学”（清代汉学）或“实学”对明代宋学的挑战。

明眼人不难看出，任何“义理之学”都有浓厚的“路线斗争”意味。义理之争不可能局限在书房内，最终都会演变为“世界之命运”的斗争。“义理”就意味着价值塑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应的路径选择。你只要足够诚实地接受了麦考莱的历史框架，早晚会走上直接支持立宪政体、间接支持英美“自由帝国”世界霸权的道路。马克思和其他门派的“义理”也逃不脱相应的历史性后果。因此，“义理之学”的宗师一般不是职业学术技术员，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儒家所谓的“素王”——没有获得机会的帝国奠基者和宪法缔造者：孔子是生不逢时的周公，麦考莱是生不逢时的华盛顿，马克思是生不逢时的罗伯斯庇尔。一张平静的书桌容不下他们吞吐万丈的豪情。纵然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早已征服了大世界，在学院小圈子内却往往竞争不过“乾嘉之学”。

从历史上看，专业化学术是随着19世纪中产阶级一起产生的。专业学者的性格跟他们的社会身份具有高度同构性。他们是技术员，不是思想家，通常也没有做思想家的能力或雄心。他们运用考据技术相互竞争，犹如好木匠凭手艺（而非宗教或政治主张）相互竞争。兰克学派和专业知识人产生的时间恰好吻合，二者的价值取向天然具备歌德所谓“选择性亲和力”，而以前流行的辉格史学又已经太熟悉、太因循，不能满足知识时尚界的创新虚荣心。于是，“科学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院圈内占据了主流地位。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学院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世界”。在外面的大世界里，辉格史学正处于历史最高峰。美洲西部荒野的代课教师、南腔北调的印度学童、新加坡的华人打工族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传播通俗版麦考莱理论，根据辉格史学的世界体系安排自己的前途。马克思的门徒虽然处在边缘地位，仍然远比任何时代的学院派人多势强，一心盼望绝地大反攻的机会来临。许多著作谈论“主流”或“非主流”时，没有明确区分社会主流和学院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