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政治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孔子为中国式“清议”传统确定了上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朱子为了避免恶意曲解，在注释中补充了一条下限：“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鉴于他本人就受到过“钳其口使不敢言”的待遇，这个补充很有必要。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如在伦理学方面精密，但经验性总结“论政热情”仍然相当可靠。政治冷漠总是出现在两个极端：其一是“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高压统治，其二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平庸化社会。处士横议、民气汹涌恰好代表二者的中间状况，这时“X国之命运”似乎多多少少悬而未决，人人都认为自己的微薄力量有可能影响历史路径的选择。

纳博科夫评论美国的俄罗斯流亡社区，称他们的文化水准高于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是，（俄罗斯）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光荣和悲惨斗争，以及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但他们的下一代对政治极其冷漠，看不出教育除了提高收入还能有什么意义。自然，他们身边的美国社会始终属于巴比特[26]的精神后裔。收入丰厚的管子工和卡车司机用怜悯的目光打量大学教授，被俄国人称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物享受不到神圣的光环。

在这种国本已定的平庸社会中，沉默的保守主义深入全民，无孔不入，无比自信，足以将任何离经叛道者变成小丑。对“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者）而言，这比迫害更可怕，所以，托洛茨基才会说出布尔什维克宁可受人憎恨也绝不受人嘲笑的话。相反，高压统治下，官方保守主义钹鼓齐鸣，貌似强大，却更像是要塞部队四面受敌，亟需寻找自信，只可惜不太成功。

由此可见，“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的崛起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形势。“公众人物”本人的政治哲学水准是高是低，其实只是非常次要的因素。在许多决定国运的历史转型期，主要公众人物的言论之幼稚、混乱、自相矛盾，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不大可能降低他们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自古至今，有理有据的政治哲学家倒是很少能影响公共生活。卡莱尔鄙视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空洞无物，显然以为自己的《法国革命史》高出后者好几个档次，但英国的历史路径早已决定“文学政治”此路不通，英国文人的个人能力根本无关紧要。很少有人知道：罗伯斯庇尔原先是保王派，而“九一八事变”后，谴责“不抵抗政策”最积极的人物其实是汪兆铭。

政治哲学以人与人的权力关系为对象，人性远不像环境、物质那样容易在短时间内巨变。因此，在政治哲学上实现理论创新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人类迄今存在的大多数政治制度未超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阐述的六种基本原型范围。大多数自诩的“创新”都可以纳入两类：其一，概念混乱和错误；其二，有政治意图的广告文宣。这两个集合有交叉，奥威尔的“新话”就同时属于这两类。即使在通常自诩的自由世界，大多数人使用“自由”的方式都不会获得麦迪逊或阿克顿勋爵的赞许。

如前所述，“清议”或“论政热情”的上升只能确定一件事：公众要么是越来越不满现状，要么是对现状的可持续性不放心。如果讨论集中于政治哲学，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措施和人事安排，则说明国本斗争正在隐秘地展开。在法统（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或“合乎宪法形式的权威”）稳固的国家，讨论一定会集中在“问题”而非“主义”上。在中国，国本斗争过于频繁地出现，其实是这个国家历来缺乏法统的体现。

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学》原典，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本身一定会带来良治或恶政。但他相当肯定，君主制优于僭主制，贵族制优于寡头制，共和制优于民主。也就是说，有法统的“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一定优于“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而这三者本身的优劣却要看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这种倾向其实很接近梁任公在清末民初提出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27]”。因此，梁任公同样支持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共和制，同样反对君主专制和革命专制，结果获得了“流质善变[28]” 的恶谥。后来流行的革命史观正好以此论证“从激进到保守”的万能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