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世界主义与边界意识（第3/3页）

统治者玩弄权术的精明狡诈。满文缺乏相当于汉语文言的“雅言”，口语色彩更加鲜明。因此，满文记录更有可能接近皇上深思熟虑以前的自然冲动。在这幅图景中，汉官的形象相当可笑，一面被人卖一面替人数钱就是他们的写照。尤为屈辱的是，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同大清，朝廷对他们的信任居然不如小邦外藩。当然，他们早就应该想到，朝廷不大可能怀疑朝鲜人觊觎龙兴之地，却随时担忧扬子江以南此起彼伏的复国主义叛乱。

中国意识的传统建构一向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模糊性互为表里，同样支持道德文化主义的天下观念。“新清史”的帝国概念是西方式的，多族群共同体的组合没有明显的差别。即使差异存在，标准也是统治方式和地缘形势。“天下”即使有帝国的名号，基本概念仍然属于文明体而非政治体，基本结构是同心圆，遵循文明层次递降的原则。文明无论怎样定义，总有层次差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和无法回避的。然而，层次高低却不可能像政治或行政边界那样泾渭分明。何况，边界的模糊还有另一方面的必要性。文明教化是个动态概念，模糊波动的边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鼓励“荒服”或“外藩”启动小共同体认同，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从清儒的角度看，德川幕府取代好勇斗狠的丰臣政权就是教化的胜利。朝鲜人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但是无论如何，江南和岭南的渐次儒化多少可以支持同心圆文明的模型。东亚没有走上西欧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道路，这大概是原因之一。然而，近代以后，华夏文明中心的民族国家建构步履维艰，这也是原因之一。直至抗战结束，民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仍然对政治边界外的华夏遗产怀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感情。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去中国化使他们彻底绝望，这也许是件好事。

如前所述，新清史的最大特点不在史料，而在方法。因此，本书的最大价值也不在朝鲜、清史或东北亚研究，而在认知范式。刷新认知地图的史学革命正在酝酿中，很可能将数十年来的金科玉律扫地出门，甚至波及学术无法控制的其他领域。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此刻预言未来的发展实在过于鲁莽，但我们不要忘记高斯的名言：“节气一到，报春花就会处处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