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惩罚（第2/5页）

当时关于性欲，尤其是婚外性欲之合法性的观念，绝大多数是由男性表达出来的（或通过男性表达，因为他们能当上抄写员与作家）。当这样的观念公开表达时，通常以一种滑稽的形式出现。例如1631年，国王的印刷商罗伯特·巴克就因为他的雇工印出的一版《圣经》中漏掉了第七诫中的“不”（not）字[这可不是无意的错误，不同于那种把一行诗中“上帝之伟大”（God’s greatnesse）印成“上帝之伟臀”（God’s great asse）]而遇到了大麻烦。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在私底下表达，尤其是在面对惩罚的威胁时。例如，1576年5月，迈尔斯·霍恩与伊丽莎白·鲍威尔因为在南华克的酒馆发生性行为而被捕，并被移送至感化院，他们对此的回应只是“我们在做之前就已经情不自已”。17世纪早期一个萨默塞特郡的农夫在与情人亲热时被发现，并被告知“他们必须因其行为接受惩罚”，而他同样毫不慌张地予以反驳：“你们之前没见过两头牛交配吗？”1636年，一位埃塞克斯郡的牧师被控亲吻另一位女性，他以相似的方式为自己辩护：“新的牧场让牛犊更壮，外面一个抵得上家中两个。”一位下层的伦敦人在1632年将这些片言只语的大意总结为：“只要双方同意，偷情就不是罪过。”即便在婚姻之外，男女自愿发生性行为也应被视为一种无罪与自然的愉悦。

男男女女们对于此类行为最普遍的辩解就是他们准备结婚。其时一位历史学家说道：“一旦他们结婚在即，束缚性行为的条条框框就瓦解了。”我们主要是从当时的案件中得知恋爱双方对于彼此的这种承诺。事实上，在这些案件中，恋爱随后都告吹，而当事人则被控有偷情或私生子；但显然，双方往往是在作出婚姻承诺后发生性关系，尽管在平时他们（或至少他们一方）也相信一旦女方怀孕，双方就会结婚。例如，多萝西·科尼什的情人

在第二次与她交欢的时候于备忘录上记下时间，计算一旦怀孕，孩子何时出生，这样她就可以放心——如果她能证明生下了他的孩子，他就会娶她。

而当1602年威尔特郡普莱特福德的米莉阿德·戴维斯生下克里斯托弗·文森特的孩子后，她同样告诉法庭，

鉴于克里斯托弗与她同生在一个教区，又是左邻右舍，而她是在他的劝说与请求下与之同房的，因此她自然而然地期望他会娶她。

通过这一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性监管的局限性。毕竟，这不是一个把男女强制隔离开来的社会。多数人在他们二十岁中期或后期都保持单身，他们已经积累了技能与积蓄，已准备好步入婚姻，养家糊口。在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男性与女性愈加频繁地自由交往——工作、社交以及明里暗里相互追求。即便在乡村教区，情况也是这样，而伦敦尤其如此，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充斥着各种非法勾当与猎艳偷欢：妓院、流莺、酒馆、旅店、教堂、剧院、集市、市场以及街道，都涌动着陌生人。

无数通奸者、偷情者、卖淫者与鸡奸者肯定都逃过了监管，其他不少人则躲过了公开惩罚。历史学家们同样指出了这一管制体系的偏袒。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惩罚，而权贵比草民遭受的痛苦要少得多：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后，许多贵族与绅士仍然有私生子而不必担心受到指控（事实上，1593年下议院议员们拒绝以鞭刑来惩罚拥有私生子的人，因为担心它会“加诸绅士与贵族身上，而这些人不宜受此侮辱”）。有时法律会被滥用，但往往收不到什么效果。上述所有这些局限性都很重要（这种提醒同样适用于研究历史上大多数其他犯罪及司法系统），因为它们反映出权力如何在社会内部分配：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各种思想权威与社会权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