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下的道德观（第2/2页）

从16世纪晚期开始，与此种逐渐强硬的态度相应，地方教会法庭也更加致力于惩处婚前性行为、非法怀孕、私生子以及相关行为。城镇与都市的管理者亦是如此。16世纪50年代在南安普敦与诺维奇，声名狼藉的妓女被逐出城市，且要忍受鞭笞之苦，如果她们胆敢回来，还要在脸上烙印。在拉伊，偷情者被迫戴上黄色与绿色的特殊颈圈。在其他地方，他们被鞭笞、抓捕或戴上木枷。有一种特别复杂的仪式出现于16世纪70年代的贝里圣埃德蒙兹。在周日，性罪犯们行进至公共的鞭刑柱，他们被妇人剪去头发，然后都被绑起来，在那儿待上一天一夜，任凭风吹雨打，受尽乡民的鄙视。最后，在第二天集市日，他们遭到当众鞭打，“被狠狠抽上三十鞭子，直到血迹斑斑”。

这种逐渐严厉的趋势，其动力部分来自于宗教热情：对于卖淫最狂热的惩罚者往往是那些最激进的新教徒，他们追求一种绝对纯洁的社会（因此用“清教徒”来称呼他们）。这一趋势也反映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压力。16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剧变。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统治时期，这些社会激变造成了惊人的贫困、人口过剩以及本地资源压力。从15世纪末期开始，梅毒这一致命疾病蔓延日肆，在人群中引起了日益严重的焦虑，尤其对于城镇居民。在此一背景下，由性乱引发的社会问题——犯罪、疾病、私生子、贫穷——越来越让人有切肤之感。因此，以更严格的标准处置通奸与偷情，实际上是晚期都铎王朝试图治理贫困与社会混乱之举措的一部分，其他举措包括修筑新式的监狱与感化院，建立一个全新的济贫系统，严厉打击其他的反社会行为，例如酗酒、流浪与乞讨。总而言之，这意味着政府在更大范围内来介入经济与社会的问题。

伦敦是新教狂热的核心，也是市民与中央权力的中枢，还是各种新举措的中心地。从16世纪早期开始，随着新教与梅毒的高歌猛进，在伦敦，不道德行为再次引起了敌意。1506年，在南华克特许经营的妓院就曾被暂时关闭，到1546年则被永久取缔。一群福音派的市长和议员发动了他们自己针对性罪犯的十字军之征——不仅下令抓捕妓女，给她们戴上颈手枷，鞭打，驱逐，顺着泰晤士河巡行示众，还利用世俗法系统地追查偷情者与通奸者。当1550年的市长罗兰·希尔决意抓捕具有名望的放荡市民时，其中有些人“告诉他不该这么严格，并且警告当他下台后会让其付出惨重代价，但他并不因此而罢手，尽管有许多人通过花费巨款以免于名誉扫地”。

特别重要的是16世纪50年代一种新的刑罚机构之建立，即感化院，主要针对城里的流氓、乞丐、流浪者及其他轻微罪犯。这座感化院在伦敦的西边，原本是亨利八世的宫殿，是英国第一家感化院：罪犯很快被移送至此地，不仅仅要挨鞭子，还要监禁数周，从事繁重劳动，目的是向他们灌输对于上帝的恐惧，以及养成勤劳的习惯。这个机构作为一种样板，逐渐为英格兰其他的市县所采用。它的建立对于惩治伦敦的性犯罪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单这一个机构每年就惩处了数以百计的不贞男女。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统计数字来自于首都的教区官员与教会法庭、周边的区民会议、伦敦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法人团体，还有本地的治安官员。16世纪末的伦敦，对于性乱行为之监管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