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结果

第十章　土地

印第安人现在每星期能挣九个小银币。一旦他们每天能挣到三个小银币，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便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因为这样他们仍能拿到九个小银币。当你改造了一切之后，你还得回到你的起点：回归自由，不需要为发展农业而制定赋捐、法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真正自由；回到无限美好的、堪称政治经济最高境界的放任自由。

——墨西哥一地主，1865年[1]

所有过去用来反对大众阶级的偏见，今日仍用在农民身上。由于农民得不到中产阶级所受的教育，所以就得忍受不同待遇，忍受别人的轻视，于是乡下人遂强烈渴望摆脱这种轻蔑的压迫，于是就发生了咄咄怪事：我们旧有的风俗习惯蜕化了，我们的种族腐朽变质了。

——曼图亚一家报纸，185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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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时，世界人口，甚至欧洲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即使在第一个工业化经济的英国，城市人口在1851年前仍未超过农村人口，1851年也只刚刚超过——51%。除了法国、比利时、萨克森、普鲁士和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超过其总人口的10%，而那时全世界的城市不过1万多个。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情况大有改观。然而除个别例外，农村人口仍雄居城市人口之上。所以直到那时，大部分人的生存运气仍取决于土地庄稼的好坏。

土地收成好坏一方面有赖于经济、技术和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全球各地，至少存在于地理—气候的大区域里。即使各地有其特殊性和落后现象，这些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收成也取决于社会、政治、立法等机制因素。这些因素千差万别。即使世界通过这些机制的运转，形成了一致的发展趋势，但各地的机制因素仍是迥然不同。从地理上看，北美大草原、南美大草原、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无树林大草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程度不同地处于温带，都是大平原，都适宜于大规模开垦种植。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它们也都发展了相同类型的农业，成了主要粮食出口国。但从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看，北美草原与欧洲草原就有很大区别：北美草原上除狩猎的印第安人外，基本上无人居住；欧洲草原很早就有人来定居务农，即使人烟还不算很稠密；新世界（美洲）的自由农和旧世界（欧洲）的农奴有天壤之别；1848年后匈牙利发生的农奴解放形式与1861年后俄罗斯发生的农民解放形式截然不同；阿根廷的大庄园主与东欧的贵族地主和乡绅也不一样；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也各不相同。对历史学家来说，忽略它们的区别跟忽略它们的共性一样，都是不应该的。

不过全世界的农业在下列这点上的确越来越相似：服从工业世界经济的需要。由于工业世界的需求扩大，农产品商业市场遂成倍增加——多数是粮食和纺织工业的原料以及工业用粮，不过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大——国内外市场同时增加。国内市场增加是因为城市迅速发展。工业世界所拥有的技术，使通过铁路和汽船将迄今未遭剥削地区有效地纳入世界市场范畴成为可能。当农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业化大规模经营的方式后，社会受到强烈冲击，人与土地之间那种代代相传的密切关系松懈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家无寸地，或只有极少土地，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和城市又贪得无厌地渴求劳动力，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黑暗的”农村之间，距离日益增大，终于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方。在这个时期，我们见到农产品贸易（这是农产品使用范围明显扩大的标志）与较大范围的“从土地上远走高飞”的现象——至少是在受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直接影响的国家里——同时增长，而且增长幅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