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发展（第2/10页）

对于追求利润的商人来说，这场繁荣最令他们满意的是廉价资本与价格飞涨的结合。（经济周期形式的）萧条总是意味着低价格，起码在19世纪是这样。繁荣通常意味着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英国的物价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间上升约1/3，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明摆在产业家、商人，尤其是公司发行人眼前的高额利润，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巴黎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资本利润率曾一度高达50%。[6] 动产信贷银行是一个金融公司，也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象征（见第十二章）。而且商人并不是这一时期的唯一获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样，就业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见第十一章）。欧洲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几乎看不到失业，1853—1855年间的谷物价格猛涨（即生活的主要开销），不再使各地出现饥饿暴动，除了一些极其落后的地区，例如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和西班牙。高就业率和在必要时愿意暂时提高工资的让步，缓和了人们的不满。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进入市场，遂使劳动力的价格更为低廉。

这场繁荣的政治后果是意义深远的。它为被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灭了革命者的希望。简而言之，政治进入了冬眠状态。在英国，宪章主义销声匿迹。尽管其销声匿迹的时间远比历史学家们习惯上认为的时间晚得多，但仍无法否认其最后的结束。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是宪章主义领袖群中最坚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也放弃了重振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企图。他像大多数老宪章主义者一样，与那些想要把工人组织成胁迫团体，从而向自由主义的激进左派施加压力的人同心共事。议会改革暂时不再是英国政治家所操心的事，于是，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忙于在复杂的国会中争夺选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赢得《谷物法》（Corn Laws）废除的中产阶级激进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这类人物，在当时的政坛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数。

对于欧洲大陆上的复辟王朝和法国革命的意外产儿——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这段喘息时间更为重要。在这一时期，路易·拿破仑得到了千真万确且感人至深的多数选票，为他所谓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实色彩。对于旧君主国和公侯国来说，拥有这段政治复苏与稳定繁荣的时间，比让它们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顺更重要。它们也从这段喘息时间得到财政收入，不用去征求代议机构批准征税或招惹其他麻烦事，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伙之间狠命地相互攻击，此外别无他法。就当时而言，这些君主公侯在国际事务中虽然显得软弱，在其国内却相当强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于俄国军队干涉才得以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际也能将它的全部领土——包括桀骜不驯的匈牙利——置于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一平静时期由于1857年萧条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从经济方面而言，这只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小间断，到了19世纪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规模继续成长，并在1871—1873年间达到繁荣的顶峰。在政治上，它则使形势为之一变，最明显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为泡影。革命者本来希望这场繁荣会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这种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承认“群众由于这段长期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7] 然而政治确实在复苏。在短暂的蛰伏之后，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问题再一次被搬上议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制宪改革、人权自由以及其他问题。1851—1857年的经济膨胀，是在政治真空期中发生的，它延长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和衰竭；而1859年之后的经济飞跃，却是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同时展开。另一方面，尽管被各种外部因素所中断，例如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然而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还是相对稳定的。下一个经济衰落期（发生在1866—1868年的某时，因感受和地点而异）不像1857—1858年那样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样引人注目。简而言之，政治在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复苏了，但不再是进行革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