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第3/8页）

反教权主义之所以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重心，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罗马教会选择了完全排斥理性和进步的态度，因而只能与政治右派站在同一边；其二是，对于迷信和反启蒙主义的斗争，不但未曾分裂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反倒使自由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联合一致。精明的政客在呼吁所有好人团结合作之际，一定会牢记这一点。法国以联合阵线来化解德雷福斯事件，并且立刻终止了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支持。

这场斗争造成了教会和法国政府在1905年的分裂，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好斗的脱离基督教化运动（de-christianization）的加快进行。1899年时，利摩日（Limoges）教区只有2.5%的孩童没有受洗；这个运动正值最高潮的1904年，这个百分比已高达34%。[10] 但是，即使是在教会和政府的斗争并非政治中心议题的地方，平民劳工运动的组织或普通男人（因为妇女对信仰要虔诚得多）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也都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在19世纪末叶的意大利北部，原本信仰虔诚的波河流域，如今也频频发出宗教式微的抱怨。1885年时，2/3的曼图亚（Mantua）居民，已不在复活节时做弥撒。1914年前迁徙到洛林（Lorraine）炼钢厂的意大利劳工，几乎都不信神。在西班牙（或应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和比克（Vich）教区，1900—1910年间，在出生第一周受洗的婴儿已减少了一半。[11] 简而言之，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进步和世俗化是携手并进的。由于各教会所享有的官方垄断地位已日渐遭剥夺，于是，进步和世俗化遂挺进得更快。在1817年以前仍然拒斥和歧视非英国国教徒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很快便不再是英国国教教士的安全岛。虽然1891年时牛津各学院的院长大多仍旧是神职人员，但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教授仍具有神职人员的身份。[12]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反方向的小涡流。例如，上流社会的英国国教徒改宗血统更纯的罗马天主教，19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者为多彩多姿的仪式所吸引，特别是非理性主义者和反动派对宗教的支持态度。对非理性主义者而言，传统信仰在知识上的悖理性，正是它优于理性的明证；对反动派来说，即使他们已不相信古代的传统和阶级壁垒，他们还是会予以坚守，例如法国保皇派和极端天主教派“法兰西行动”的思想领袖莫拉（Charles Maurras）。诚然，有许多人依然奉行宗教，而在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更有许多是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很少显露在他们的著作中。

简而言之，在思想上，西方的宗教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已较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受到压制，而在政治上，它又全面撤退，至少是撤退到对外来攻击设防的信仰圈子中。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携手并进，自然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派大受其惠。而古老资产阶级所信仰的科学、理性和进步，正是在这些派别中开花结果。

这种（已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化）旧日的确定性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的主体，是在马克思死后由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推演出来的，并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在许多方面，考茨基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信念的最后胜利。它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必然论的、演化论的，并且坚决地主张“历史法则”和“科学法则”是同一回事。考茨基最初只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不过是将达尔文学说应用到社会发展上”，并于1880年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教导他们“从旧世界观转变到新世界观的过程是无法抗拒的”。[13] 矛盾的是，像马克思主义这种牢牢附着于科学的理论，竟会对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戏剧性创新抱持怀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它们看来似乎会削弱唯物论（也就是自由思想和决定论）所强调的许多极具吸引力的确定事物。只有在新知荟萃的维也纳知识界，马克思主义才与这些发展保持接触。然而，即使俄国知识界的革命分子对这类创新贡献更多，但激进分子更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宗师的唯物论。［例如，弗洛伊德接收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在维也纳伯加锡路（The Berggasse）的公寓；心理分析家中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维克多无亲戚关系），则于1909年在这个公寓中宣读了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文章。同时，维克多的儿子弗里德里克，是一位科学家和马赫的仰慕者。[14] ］因此，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兴趣。而且，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些在政治上属于左派（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时的法国），也很少有人对马、恩产生兴趣。在该政党唯一一位职业物理学家的劝告下，考茨基甚至不曾发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 ），德意志帝国曾针对这位物理学家通过所谓的《艾伦法》（Lex Arons ，1898年），禁止社会民主党学者在大学任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