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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权力易手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实际显现的更为迫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回顾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革命时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已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在红旗下动员起来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求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为次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曾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24] 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产生？考茨基有点儿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25] 这句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增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借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社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激进分子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儿举棋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