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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种最普遍的非官方反应却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无土地的人和拥有土地却因捐税过高等原因而穷困的农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拥有生产潜力的农民，则占了参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纪80年代，老牌移民国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爱尔兰“大饥荒”后10年间的特殊情形除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匈帝国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从这个时期开始，继而跟进的是俄国和巴尔干诸国。（1880年前，南欧唯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国家是葡萄牙。）这是一个将社会压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阀。至于合作社，则为小农提供了适度的贷款。到了1908年，德国超过半数的独立农民，都隶属于这样的小银行［19世纪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创办］。同时，合作购买供应品、合作推销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制品加工以及丹麦的腌熏猪肉）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多国兴起。1884年之后的10年间，当法国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条使工会合法化的法律时，为数40万的农民几乎都隶属在2 000个这样的工会里面。[7] 到了1900年，美国约有1 600家合作社生产乳制品，大半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兰的乳酪农业，更是在农民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商业也有自己的难处。在一个经过洗脑、认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才是经济灾祸的时代，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的商人竟然更担心物价下跌。在这个就整体而言堪称通货紧缩的世纪中，再没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严重——在这段时期，英国物价下跌了40%。合理的通货膨胀不但对债务人有利（每一个负担长期贷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利润率的自动提升，因为以较低成本所生产的货物，当它们可以出售时，是以当时较高的物价水准售出。相反，通货紧缩却有损利润率。如果市场能因此大幅度地扩展或许可抵消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当时市场的成长并不够快，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工业技术使产量能够而且也必须快速增加（如果工厂要赚钱的话）；一方面因为互相竞争的生产者和工业经济的数目也在成长当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生产能力；同时也因为日用必需品的大众市场尚在缓慢拓展。即使是对资本产业而言，日新月异的性能、更有效的产品利用以及需求的变化都可以造成很重大的后果：1871年5月—1894年8月间，铁的价格足足下跌了50%。

更进一步的困难是：商业的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像物价那样急速下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工资不可能按物价跌落的比例减低，而各个厂商也负担了相当大而且已经过时或行将过时的厂房和设备，或者负担了新的厂房和设备，在利润偏低的情况下，这些新厂房和设备将无法如预期那样快速赚回本钱。对世界某些地区而言，情形更为复杂，因为白银的价格及其与黄金的兑换率都在逐渐下跌，并曾一度上下波动而且不可预测。在金价和银价都稳定（如1872年以前的许多年间）的前提下，以贵金属（世界货币的基础）计算国际支付是相当简便的方式（大约15个单位的白银等于一个单位的黄金）。然而，当兑换率变得不稳定时，建立在不同贵金属之上的通货交易，便没那么简单了。

是否有补救物价、利润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对许多人而言——如当时轰动一时但今天已为大家所遗忘的关于“复本位主义”的辩论所示——一种反转的货币主义应该是解决办法。这些人以为物价的下跌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黄金短缺，而（通过采取金本位的英镑，也就是金镑）黄金已成为当时世界支付体系的唯一基础。由于白银的产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为然，因此若同时采用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制度，便可因货币的膨胀而刺激物价高涨。那些受到强大压力的美国大草原农民，以及经营落基山银矿的业主，都对通货膨胀抱有极大兴趣。通货膨胀此时成为美国民粹运动的主要政纲，而人类将被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预言，也给了伟大的民权拥护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辩论灵感。而在布赖恩所喜爱的其他议题上，如应以字面解释《圣经》的真理并必须禁止宣讲达尔文学说等，他无疑都是输家。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银行业、大企业和政府，并无意放弃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对他们而言就像“创世记”对布赖恩一样，都是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无论如何，当时只有不包括在核心国家之内的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主要是以白银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