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德国历史的模式与问题（第2/2页）

尽管如此，读者还是会想，以上提到的德国政治的特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德国历史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历史学家常常怀着强烈的目的论编撰德国历史，这一现象令人不安。这些学者会指出一些“失败的革命”（恩格斯就是如此迅速地将农民战争定性），“德国没能转折的转折点”[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对1848年的总结]，并指责德国中产阶级“不成熟”，德意志民族国家是“迟来的”。即使放下所有上述看法中的偏见和预设，在考虑了所有长期存在的条件、形势和限制，以及更近的德国历史呈现出的短期模式之后，在解释德国从非民主国家到现代国家为何如此曲折时，读者可能还是会用爱尔兰一则笑话的改编版本来回答这个问题：旅客问爱尔兰人怎么去都柏林，后者回答说：“嗯，如果那里是目的地，我一定不会从这里出发。”除了“找出德国历史的扭曲之处”，历史学家还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找出德国历史的断裂之处”。现今多数人支持的“断裂之处”指1945年，尽管也有学者分析，战后几个月虽然被称作“时钟归零”，但也是有连续性的。如果非要从长期形势的角度来寻找所谓的“断裂之处”，那么也可以反驳说，追根究底，1871—1945年的破坏时期并非前述的长期模式决定的，而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下小德意志的统一方式在短期内直接导致的。而且正是在这一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才有了统一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发展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制也有其益处。另外，如若认为历史是由长期不变的因素决定的，那就太不明智了。学者不仅要能够解释德国为什么发展成了纳粹独裁，也要能够解释它在战后如何成为两个如此迥异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还应能够解释1990年后联邦德国的新特点。

德国文化对其政治的发展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也常常被夸大为德国历史“特殊性”的原因。德国文化包容万象，潜力十足，而如何选取特定的文化特征，并根据不同时代所关心的角度对选取的文化素材加以解释、变动和编排，使其最后呈现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会的产物，而非纯粹的文化史。这一过程在本书中也已经重复出现了数次。

任何历史都是其编纂时代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最关心的是德国迟来的统一。20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则最关心纳粹邪恶的根源。21世纪，欧洲联邦主义不断增强，较小的政治单元及草根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舞台上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于是，历史学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德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德国史的哪一部分最有趣，德国史的“特殊性”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永远在变。而德国历史的复杂奥妙将持续引发人们的兴趣，令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互相碰撞。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一锤定，对德国历史的探索和讨论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