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反抗与战败（第2/3页）

图33 波兰拉多姆（Radom）犹太人居住区。一张公告上写着未经警察允许不得入内，并警告来访者，内有传染病蔓延。居住区内的犹太人被降等为危害健康的怪物，甚至被比喻为国家体内的“病菌”、“癌症”，遭到犹太“污染”的国家必须接受净化。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纳粹在组织上、技术上都力求完美，在短时间内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几乎灭绝了欧洲的吉普赛人，还杀死了大量纳粹主义的政治敌人以及其他“不配活着的”人。这些人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和国籍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共产党、社民党、保守派、新教徒、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等。这个屠杀行为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个拥有巴赫的音乐和歌德的诗歌的国度，这让人们内心充满了疑问，而这些疑问让人不忍去想，更别提回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脱离真正的历史解释。不管因果关系，只是谴责，只是感到骇人和耻辱，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却不能逃脱罪责。希特勒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这甚至和德国的其他目标相冲突，比如战争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一些人解释说这只是因为德国落入了一个特别邪恶的个人手中，但这是不对的，希特勒不是唯一有罪的人，也不能让一小撮围绕着希特勒的狂热分子负全责。希特勒的掌权不是偶然，其政权也不是光靠恐怖和压迫手段来维持的。很多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或是用行动推进了大屠杀，或是什么也不做，放任大屠杀的发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送到东部，直接在用于中转的特雷津（Theresienstadt）等集中营被处死，或间接地被处死，而不是重新安置。至少到1943年末，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知道了这一情况。许多中立国家和与希特勒作对的国家政府也知道，但英美等大国，出于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择无视这一问题，只集中注意力在军事上打败德国。

不管人们对纳粹政府的可怕行为了解多少，大多数德国人选择无视，或干脆不信这件和他们并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些不胫而走的消息被政府封锁得比较好。在纳粹德国，一些勇敢的团体和个人试图反对希特勒并终止他的统治，其中包括许多在地下活动的左翼反对团体。20世纪30年代，尽管社民党领袖被流亡，共产党成员也往墨西哥或欧洲西部疏散，但这些团体仍然持续会面、讨论并组织活动。也有很多人很绝望，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比如“雪绒花海岛”（Edelweis Pirates）或摇摆乐文化等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团体。对于那些拒绝同意或遵从纳粹政府要求的人们来说，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和具有相似想法的人们一起坚守信仰。其中，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进入了精英圈子，试图影响外国的观点，或改变事件的进展，比如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人只是运气不好，而希特勒运气极佳，总能避开刺杀。施瓦本的木匠乔治·艾尔塞（Georg Elser）单枪匹马成功掏空了慕尼黑啤酒馆的柱子，往里面安装了一颗炸弹，并预计在希特勒进行啤酒馆政变纪念演说的时候爆炸。不幸的是，1939年11月9日至10日晚，慕尼黑起了雾，希特勒最后决定不按预定计划飞回柏林，而是提早离开酒馆，搭乘夜里的火车。因此，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他早就离开演讲厅了。艾尔塞在逃亡瑞士途中于边境被捕。战争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于1945年4月在达豪被射杀处决。慕尼黑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团体同样勇气可嘉。这个团体名为“白玫瑰组织”（White Rose），由汉斯·朔尔（Hans Scholl）和苏菲·朔尔（Sophie Scholl）领导。他们印制、分发批判纳粹政权的传单，试图鼓动大众，并和其他反对团体建立联系，共同反对纳粹政权。然而，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铺天盖地的自私、盲从与冷漠之中让良心与道德的火苗不至于熄灭。最后，适值青春韶华的他们，年仅20多岁就被抓捕处决。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