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第3/3页）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业利益，其特征是反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著名的“铁与黑麦的联姻”政策也恢复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精英达成了妥协。“精英的消极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观念发展起来。1897年，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Miquel）用集体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来指代联合不同的利益团体、最终达成共识的政治模式。在相对消极的“各方利益的团结”（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农业和不同工业领域的精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下层敌人和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在霍亨洛厄执政时期，外交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军联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于1897年被任命为海军元帅。海军联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样，背后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克虏伯（Krupp）、施图姆（Stumm）等工业巨头强大的财源支持。蒂尔皮茨认为，德国应当大力扩充海军。这既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还能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抗衡。虽然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英国的重要，但蒂尔皮茨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国内煽动民众支持德国海军的扩充。德国海军作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霍亨洛厄于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ülow）的任期为1900—1909年。为了平衡工农业利益，比洛恢复了一些商业法规，同时提高了特定的关税。1902年实施的新关税法对易北河东部的谷物生产者十分有利，因为法案实际上杜绝了从俄国进口便宜的谷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利益却遭到损害。对于主要以面包为口粮的工人阶级，政府恢复了一些福利法案来安抚他们。同时，政府宣扬“社会帝国主义”，即煽动民族主义热情来支持海军，渴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1897年经济短暂上行后，1903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在用于海军建设计划的开销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各项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税。联合政府也很难顺利运转。1907年比洛放弃了中央党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比洛阵营” （Bü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觉。但这个阵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纵言辞导致了对外关系的紧张，酿成了所谓的“‘每日电讯报’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对此次事件，议会各党派的意见不一。比洛阵营对于财政改革的意见不合，于是阵营解散后，比洛不得不于1909年辞职。

比洛的继任者为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是个完全无法维持议会稳定的宰相。他的政府只能依赖皇帝、军队和官僚系统。海军的持续扩充引发了财政危机。社会主义党派的支持率直线上升（部分由于社会主义党派与改革派的选举协定），1912年的社民党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由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党派拒绝与对方合作，议会接连陷入僵局，从而使军队和皇帝在决策阶段的作用越来越大。很快，我们就看到此举在外交方面导致的后果。

历史学家在如何阐释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拥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老一辈德国历史学家往往会颂扬德国统一，并详细叙述高阶政治的种种。近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则开始关注当时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局势。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引发了争议，同时也作出了一个重要贡献。他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普鲁士的“封建—贵族—军事”控制，此时的德国处于普鲁士的主导下。韦勒着重指出，面临社会的快速改变，这些精英阶层维持权力的手段从控制和分裂反对派的简单镇压，到灌输并转向帝国主义和冒险主义。历史学家们一致认可，这一时期存在着所谓的“消极整合”，即不同精英的互相妥协和对颠覆性的共同敌人的指认（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但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质疑这种功能主义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认为这种视角对下层阶级的关注不够，并且预设了下层阶级容易被镇压和洗脑。他们认为应当更严肃地来认识下层阶级，他们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恭敬，有的人叛逆，有的人会抵抗，有的人是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应当更加严谨地解释德国自由派的分裂和失败之处。此外，如前文所述，韦勒的论述角度似乎预设了精英阶层的目的是统一的，并且对自身最佳的长期利益先知先觉，甚至不考虑短期内彼此的分歧。而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他们可能从未拥有。不同的政府和联合政府之间的策略差异很大，很难说19世纪90年代米克尔的集体同盟政治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能如一贯彻，毕竟中间经历了那么多届政权交替。很明显，史学家们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参差多样、不断变动的德意志帝国图景，其中包含广泛的元素。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从德意志帝国最终解体的方式来看，的确有一些社会政治体系的结构特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