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时期的德国 （1815—1848年）

1815年至1848年3月，席卷全德的革命爆发，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复辟”（restoration）或“三月革命前”（pre-March，Vormärz）时期。这两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误导性的。这并不代表着1815年后、拿破仑时代前，德国的政治或社会经济模式卷土重来，也不意味着1848年前的时期是后来革命的序曲。不过，即便如此，不论从文化、政治，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1815—1848年还是一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德意志联盟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向最终的民族统一迈出的一步。实际上，各领地已增强了各自的地方权力。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领主拥有领地上的至高权力，并通过拿破仑时期某些邦国的行政、官僚和政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获取了实权。地方主义，尤其在较大的南部邦国，给民族统一的进程造成阻碍。不过，普鲁士国力的增强却对民族统一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获得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地之后，普鲁士不仅扩充了国土面积、增加了人口数量，还显著提升了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普鲁士不仅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与奥地利不相上下，更是在经济发展上做好了超越奥地利的准备。而这正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宪法上都较为保守。普鲁士没有联合议会，而改革虽然在一些省内持续进行（西部省份虽然没有进行改革，但仍然是较为进步的），但在中央却被腓特烈·威廉三世终止了。1819—1820年，主要的改革家纷纷卸任。奥地利则缺乏必要的集权化来应对领地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再加上约瑟夫二世早期的改革，使得拿破仑时代后保守主义和不作为充斥其中。其他小邦的情况则各不相同。一些邦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了新宪法，例如巴伐利亚和巴登（1818年）、符腾堡（1819年）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1820年）。符腾堡的庄园主和邦君一致认可宪法，但除此之外，其他邦国的君主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不过，尽管选举权以财产为判定基准，限制很大，并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不太民主——认为官僚为公民服务的统治要比公民自己的暴民统治好，但一个能够互相讨论的议院，比如巴登议会的下院，至少提供了一个政治演讲的实战平台。

许多拿破仑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改革在1815年后都没有更改，每个领地的改革都不一样。农奴制原本在易北河东部盛行，拿破仑时期废除后没有恢复。劳役的折合偿付也没有更改，虽然（像在普鲁士那样）这常常让农民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而贵族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和许多特权。德意志社会的确正在转型成为阶级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它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能占到主导地位。此外，虽然一些地区的改革在持续进行，也有所扩展，但很快一场政变便悄然来临。

1815年后成立了一些学生团体，它们被称为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en，第一个在耶拿成立）。1819年，协会成员、一位叫卡尔·桑德（Karl Sand）的神学学生谋杀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剧作家科策布（Kotzebue）。梅特涅（Metternich）把这次谋杀作为借口，于当年颁布了打击自由主义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 Decrees）。其中包含了许多审查措施，并加大了对中学和大学的监管力度。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Vienna Final Act）将这些措施写入了联盟的宪法。梅特涅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可能具有煽动性的教师遭到解雇，大学生协会解散，一些报纸被查禁，少于20印张（Bogen，大约320页纸）的所有出版物均需经过审查才能出版。为了达到至少321页以避开审查，许多小册子写得十分啰唆，或者字体大，页面小，充分体现了何为版式决定文学体裁。尽管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引发了1816—1817年“饥饿之年”（hunger years）的农业危机，但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大约十年的专制环境中，大多数人仍旧对政治毫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