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革命

1848年对欧洲来说是个革命之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使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领主们惊慌失措,各方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德意志境内叛乱四起。但各方的呼声并不相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的动荡,本质上对批评十分敏感,同时又极端保守,要求恢复所有旧的规章制度;自由主义者要求宪政和某些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德国的统一。至于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有,但大多仍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1848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此前为德国统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1848—1849年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没能换来德国的统一,而1871年的统一也并非自由主义的,因此,借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的话,1848年常常被称作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太过一概而论,太过片面了。1848—1849年的动荡的确使德国发生了不少变化,相比1848年,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先预设更为“正常”的发展模式,再严厉地批评德国历史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试着澄清真正发生的事实,并理清其原因和结果,才更有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会动荡不安。不过,比起短期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比如债务高攀、贸易危机)更为重要。经历了1846—1847年的饥荒和萧条后,1848年的德国经济实际上已有所恢复。再者,对于自由派来说,大众的贫困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担忧。随着1848—1849年社会的持续动荡,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自由派所关注的议题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在184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普鲁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暂地点燃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开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更让自由主义者充满了希望。然而,还没谈及拨款,议会就在宪法改革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最终,议会解散了。同时,人们还发现,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自由主义的卫士,而是个精神错乱、反复无常之人,他好像在演戏,后来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其他邦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在讨论和组织改革。自由派也不是铁板一块,黑克尔(Hecker)和斯特鲁韦(Struve)的奥芬堡计划(Offenburg programme)代表的是较为激进的一派,而温和的自由派则支持黑彭海姆计划(Heppenheim programme)。但仅凭这些来自于自由主义者的压力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贫困状况,根本不足以导致一场革命。直到法国国王的倒台,才在德意志全境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面对四面八方的农民叛乱、工匠起义和自由派的压力,德意志的所有领主惊慌失措,他们迅速做出了让步,以期避免更为严重的骚乱。自由派则迅速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变革,通过选举全国议会来讨论宪法改革和德国统一。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德意志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了:革命由外部的导火索引发;各方势力的目的各不相同;当局几乎不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投降。但保守派却没有被打败,他们从争斗中撤了出来,采取了隔岸观火的策略,然后返回,用完好无损的兵力控制了全局,甚至由于其对农民的要求进行了妥协而势力大增。

农民叛乱和工人起义也遍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梅特涅于1848年3月13日辞职,并逃到了被流放的反动派和革命派的避风港—大英帝国。3月15日,奥地利皇帝承诺宪政,并召集议会。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邦国,许多领主让保守派的官僚卸任,换上了自由派,并许诺进行改革。而普鲁士则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刚听说奥地利的革命发展,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召集了全国议会。但士兵却在与柏林群众的冲突中误解了国王的命令。国王下令停止射击,士兵却以为要继续射击,结果战斗就打响了。国王不知所措,只能下令军队撤退,由此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国王动摇了。他怀揣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希望和自己的民众站在一边,如果他无法打败革命派,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于是,3月21日,国王身披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骑马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很快,柏林就有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