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3/20页）

奥地利比欧洲其他任何强权更努力解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革命带来的冲击。“没有哪个外交传统未遭扫除，”迪斯累利于普鲁士打赢普法战争后严正表示，“新的世局，新的势力，新且未知的东西，有待处理的危险。”但新世局不利于奥地利。随着其他强权认知到奥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败和其不知为何未能插手普法战争借以收复一八六六年失土一事所代表的意义，维也纳在国际上长久享有的尊重渐渐消失。有位奥地利将领低声说，“我们已沦落到和土耳其同级”，证实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一对欧洲病夫。[6]

法国大使馆在评估过一八七八年奥匈帝国的情况后，推断只有维也纳、格拉茨两地周边的地区仍属“可靠的德意志人地区”。其他地方全都受到其他民族的包围——匈牙利为马扎尔人所包围，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人所包围，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为克罗地亚人所包围，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卡尼奥拉（Carniola）为斯洛文尼亚人所包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捷克人所包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法国人论道，在“由诸民族像镶嵌画拼接成”的奥匈帝国里，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奥地利境内唯一可靠的族群”。在俄国，犹太人受到严重歧视和集体迫害，而在奥地利，犹太人则受到较大的包容，是奥匈帝国里少数几个积极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族群之一。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七八年记载道：“他们的人口在东方成长的速度，远大于其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下应有的速度，且透过放高利贷掠夺广大农民；在城市，他们控制报业、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银行。”犹太人在乡村放款和在城里经商有成，在奥地利境内激起俄国式反犹浪潮，但还未满五十岁的奥匈皇帝并不怎么把他最忠贞的子民受到的攻击放在心上。法国人写道：“他有同情心且很受喜爱，为人却乏善可陈；他没有中心思想，在不同制度间摆荡；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或心腹；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也未得到谁的信任，甚至连他自己都怀疑。”[7]

这一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扼要陈述非常贴切，而一八六六年战败后，他未思索太久，就决定了一个解决德国、意大利统一所带来之危机的办法。军事上，他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一八六六年战败的奥地利陆军，原靠贵族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农民兵打仗，因而，一开始打了几次败仗后，奥地利军队就陷入没有受过训练之后备士兵或军官可用的困境。奥匈皇帝的新陆军部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将军，施行义务役制度，要奥匈帝国所有男子都得当三年兵，且用考试遴选军官。不到五年，这一君主国的军事贵族即大部分离开军队，且一去不复返，以抗议库恩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主要是不必接受考试或其他任何“能力评定”的特权）。若非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的惨败令弗朗茨·约瑟夫颜面尽失，这个自命不凡且因循旧制的皇帝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有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圈子，渐渐走上它一九一四年时将呈现的面貌：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报考军官。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Technical Academy）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于是把儿子送去从军。[8]

从组织上讲，一八六六年后的哈布斯堡陆军实行类似普鲁士的军区制。整个君主国，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到东边的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从北边的布拉格到南边的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划分为十五个军区，每个兵团均从本地征得其四个营的兵员，并入最近的军。这套制度极为合理，但奥地利此前从未想过施行，因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当局认为跨国性民族不可靠。若让他们留在本籍所在地区，他们可能与心有不满的当地人勾搭在一起，把枪口转向皇帝，因此，一八六六年战败之前，奥地利团每三年就在君主国各地搬风换位——捷克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人到布拉格，克罗地亚人到威尼斯，德意志人到克拉科夫，乌克兰人到维也纳，诸如此类。这一“不驻在本籍”的做法，在承平时期是作为反革命措施施行，但在战时那使奥地利的军队动员变复杂，因而一八八〇年代时已大部分废除。但这一新的军区制度并非全无问题。有位奥地利将领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写信给另一位将领：“请用脑筋较灵光的参谋换掉我那批参谋。”对方回道：“不行，将就着用你那批较不聪明的人。”这位将领希望找德意志人组成他的参谋班子，却奉命拿塞尔维亚人凑合着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