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病夫（第2/20页）

一八五九年的战败，激励维也纳深刻自省弊病。弗朗茨·约瑟夫的信心动摇。他首度同意成立议会，即一八六〇年的帝国议会，然后拿不定该采取哪种政体。在一八六〇年代，奥地利开始认真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该给国内的非德裔民族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程度的代议民主），而直到一九一八年底，奥国才摆脱这问题的缠扰。其处理方法之一，乃是“集权”，即由首都将帝国权力一把抓，并透过一高压的说德语的行政系统在各省贯彻帝国权力。另一个方法是建立“联邦”，即放宽皇帝和首都官员对地方的控制，让各省以本地人、本地语言管理自己。在一八六〇年代，这大体上意味着不只透过贵族——即这一君主国的“百户”，例如奥地利的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氏族、匈牙利的埃斯特哈吉家族（Esterházys）、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家族（Schwarzenbergs）——来治理，还透过地方议会和各地的民族社团（包括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人）来治理。

多年来，皇帝和其统治集团在联邦、集权两种方法之间焦虑不安地摆荡，忽而此法，忽而彼法，但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未能奏效。集权之路引发非德意志民族的众怒。在工业化、自由主义发端的近代，要透过贵族施行联邦制，已走不通，而若要透过“青年捷克党”（Young Czechs）之类的中产阶级民族社团来施行联邦制，必然导致地方脱离自立和解体。在奥匈帝国的十七个主要地区中，只有六个地区由单一民族组成；其他地区都是潜伏着民族冲突的火药库，例如波希米亚境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为语言、就业、地位的问题在城镇、乡村互斗。[4]弗朗茨·约瑟夫三十岁时（他活到八十六岁且至死才退位），奥地利就已无法运作，已如同一只太胖、太笨重而飞不起来且行动太迟缓、太无自卫能力而无法在地面存活的渡渡鸟。

一八六〇年代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立即注意到这点。自一八五〇年代俾斯麦说“中欧不再容许两强并立”之时起，他就看奥地利很不顺眼。一八六六年他把矛头对准弗朗茨·约瑟夫，要求自拿破仑战争结束起即由维也纳宽松领导的德意志诸邦改奉普鲁士为主子。弗朗茨·约瑟夫以其一贯乱无章法的作风，权衡妥协开战的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开战以“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他不够深谋远虑，总是为虚无缥缈的“面子”而战，而非为具体可见的利益而战——一九一四年时他又这么干。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时，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若以战争之外的手段来保住颜面，会远更符合帝国的利益，将既能保住奥地利的大国身份，同时又能免除两个历来交好之国的毁灭性冲突。

毛奇将军的普鲁士陆军，一八六六年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奥地利，在几次交手中连连击败奥地利陆军，并于七月三日在波希米亚易北河边的柯尼希格雷茨要塞，打出最辉煌的战果。普军挺进波希米亚时，一支意大利军队入侵威尼西亚，拿下该省，兵威逼近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输得一塌糊涂：开战前，奥国外交官未能以让步打消普鲁士或意大利的进攻；开战后，奥国将领未能抓住良机打赢两战线。

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反拿破仑阵营的中流砥柱，但一八六六年竟如此落败，其震撼无疑如石破天惊。罗马教廷外长听到普军在柯尼希格雷茨大胜、奥军溃败的消息，惊讶地说道：“世界垮了。”此后的政局发展更令人震惊。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八七一年二月向下议院议员演说时，说出了欧洲其他地区人民的心声，判定俾斯麦将把三十六个德意志邦国一统于普鲁士统治之下，“彻底打破了均势”，并说此举如同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比前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大。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成立了由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以免德意志民族的财富、工业、剧增的人口被单一强权所把持。随着那些资源突然落入普鲁士之手，欧陆的均势彻底翻转。一个以柏林为中心且雄心勃勃的新强权，一统了俄国与法国之间原本小国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且决意大展身手，让世人刮目相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