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第3/9页）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codices）拉丁及希腊作者创作的书籍，还有数以千计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珍贵手稿及佛罗伦萨更早时期的作品。[2]

除了为藏书一掷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装饰佛罗伦萨的建筑上也慷慨大方得很。乔瓦尼·迪·比奇从来不是什么爱书之人，事实上，从1418年的一次财产盘点来看，他总共只有三本书：一本拉丁语的《圣玛格丽特的一生》，一本教士乔瓦尼的拉丁语布道词和一本意大利语《福音书》。但是乔瓦尼·迪·比奇一直认定，一座城市的荣耀，以及城市中在乎荣耀的富有市民的个人声誉，都需要通过对公共建筑的资助和修缮来实现。

乔瓦尼参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洗礼堂建造新大门。这个洗礼堂被但丁称为“我尊敬的乔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当时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3]洗礼堂的南门装饰是1330年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设计的，描绘该教堂所致敬的圣人乔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发，人们决定重修教堂北门作为对上帝的献祭，以祈求1348年那场从那不勒斯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不要重降人间。新大门由青铜制成，并请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当时顶尖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设计方案参加竞选，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评委之一。

青铜板的设计主题是以撒的献祭。所有作品提交后，三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这三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 della Quercia）来自锡耶纳，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来自佛罗伦萨。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最终胜出。但是当评委告诉两人希望他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布鲁内莱斯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学习建筑了。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铜板留给了科西莫，后来科西莫把它摆到了圣洛伦佐教堂的圣器收藏室中，展示在圣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