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第2/9页）

很难想像，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恐怕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葛底斯堡演讲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恐怕近乎天书。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在奥托瓦，道格拉斯一下子抛给林肯七个问题，如果听众不熟悉其中的背景，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这些背景包括斯科特案判决[3]、道格拉斯和布坎南总统的争吵、部分民主派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制度的纲领以及林肯关于“分裂的房子”[4]的著名演讲。在后来回答道格拉斯的问题时，关于什么是他“有责任”倡导的、什么是他真正相信的，林肯作了非常微妙的区分。如果他不能确认听众明白他的目的，他是不会作此尝试的。最后，即使两人都到了开始使用简单吵架用语的地步(如对骂和攻击对方)，他们仍然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 1858 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有辩论都是在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乐队高声演奏(虽然辩论时是停下来的)，小贩叫卖他们的商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正如温思罗普·哈德孙指出的，即使是循道宗信徒举办的野营集会也把野餐和听演讲结合起来。确实，大多数野营营地最初都是为了宗教目的而设立的——纽约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新泽西州的海洋树林、密歇根州的海湾之景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朱纳路斯卡，但后来都被改为会议中心，用于教育和开发民智。换句话说，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众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

要了解那些聆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听众，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人都是启蒙运动者的孙子和孙女。他们是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和汤姆·潘恩的后裔，是被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称为“理性王国”的 18 世纪美国的继承者。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些人中也有边远地区的居民，他们有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有的是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我们也应该承认，到 1858 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一直到 20 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的。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期。1858 年，艾德温·马卡姆 6 岁，马克·吐温 23 岁，艾米丽·狄更生 28 岁，惠特曼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39 岁，梭罗 41 岁，麦尔维尔 39 岁，惠蒂尔 7 和朗费罗 51 岁，霍桑和爱默生分别是 54 岁和 55 岁，爱伦·坡则已经辞世 9 年了。

我选择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因为他们是 19 世纪中叶政治话语的杰出典范，同时也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演讲者和听众都习惯于充满书卷气的演讲。在那种喧闹的社交场所，除了语言，演讲者无所奉献，听众无所期盼；而且，那种语言完全是书面语的风格。对于那些读过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读者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道格拉斯在开始演讲前作了下面这番介绍，很能代表他后来演讲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