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2/14页）

由于魏晋长期没有官铸铜钱，既有的汉五铢钱和东吴钱的消耗得不到补充，所以东晋时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单个铜钱的价值越来越高，所谓“钱既不多，由是稍贵”[7]。于是民间逐渐将旧钱的边缘（所谓“肉”“廓”）剪下，将碎铜重新铸钱，而经过剪凿的减重铜钱依旧流通。东晋末期这种经过剪凿的铜钱在考古发掘中曾有出土，且数量颇大。刘宋建立后皇权重振，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增强，开始用财政、货币手段聚敛财富以支持对北朝的战争，所以南朝战争行为对政府财政以至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大大加深。

元嘉时期的铸币与改制尝试

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政权开始“立钱署，铸四铢钱”[8]。此时距孙吴铸钱已有一百五十年，而距离董卓之乱、汉五铢停铸已近二百五十年。就在刘义隆开始铸钱的这年，刘宋政权正在进行对北魏的大规模北伐，试图夺回河南地区。虽然史书未明言，但此次开始铸钱与战争期间的大规模动员，尤其是聚敛军费的行为应当存在一定联系。汉代铜钱重五铢，元嘉新钱为何略有减轻？这可能和当时铜钱（包括原料铜）的价值上涨有关。但元嘉四铢钱的用铜量仍比较充足，做工也较好，基本与汉五铢区别不大：

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9]

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元嘉）二十四年……[10]

两则史料一云百姓不盗铸四铢，一云多盗铸，前后矛盾。因为《宋书·食货志》中无钱制部分，关于铸钱之事分载于诸传记中，且盗铸问题不易统计，不同的人有不同认定标准。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四铢钱的“盗铸”引起朝廷关注，实际因为江夏王刘义恭在这年提出了“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的意见，翦凿和盗铸可视为一事，因为凿下来的铜屑还要铸成钱。刘义恭这派意见认为经过剪凿的古钱已经太多，不应当让这种不完整的铜钱和完整铜钱同价，所以一枚完整铜钱应可折算为两枚剪凿钱，让剪凿者失去了赢利空间。反对者则认为大钱、小钱并没有可以统一识别的标准，难以严格操作：

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11]

这里说“四铢五铢”，即完整的汉五铢和新铸元嘉四铢，是毫无疑问的大钱。其实最方便从朝廷得到新铸四铢钱的就是刘义恭本人，他提出“一大钱当两”难免有私利：

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尚书左丞谢）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12]

当然，以刘宋时期的铸钱规模，一年的铸钱总量也未必有三千万之多，[13]应当还包含了从民间征收的杂税之钱。反对者认为这会使得“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14]，也这说明刘义恭等是“一大钱当两”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这个政策最关键的漏洞是没有区分大、小钱的严格标准，所以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到次年五月就废止了。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造成的国债负担与税收危机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义隆再次对北魏发动北伐。这次北伐的声势极为浩大。为了筹措军费，刘宋内外官员的俸禄都降低了三分之一，[15]政府更加紧对民间财富进行聚敛。《宋书·索虏传》：

是岁，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