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3/13页）

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

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秀，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3]

所谓“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即草原骑兵没有专门的后勤补给体系，全靠抢掠获得军需。燕凤还提到，拓跋人举族集结的时间在七月，“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此后的秋冬时节才便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种季节性和非专业化特征，都不利于在中原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城池攻坚作战。

后燕方面也试图根据魏军的特征寻找对策。魏军进占并州后，后燕君臣几乎都认为魏军骑兵的机动性强，而平原便于驰骋，所谓“魏军多骑，师行剽锐”，“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从而提出两种对策：一是中山尹苻谟、尚书封懿的“阻关距战”之策，即扼守太行山的山间隘口，阻止魏军进入平原；第二种是中书令眭邃及慕容麟的策略，主张坚壁清野，“修城积粟”，固守城池作战，而魏军骑兵“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军粮耗尽后只能退兵。燕帝慕容宝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4]

以当时形势判断，“阻关距战”之策并不现实。因为太行山间的隘口、谷道众多，难以全部驻兵坚守。以骑兵为主的魏军机动性极强，完全可以从燕军疏于防范之处突入平原。所以依托城池作战比较现实。当魏军进入河北后，驻防邺城的燕将慕容德准备出城作战，其部属认为“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建议“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待魏军粮食耗尽时再展开反击，慕容德也采纳此策。[5]

当然，做出这个决策的燕朝君臣都认为拓跋军队还停留在纯粹的草原游牧状态，不想在中原地区长期立足，只是进行一次劫掠而已。他们对拓跋人现状的认识比较正确，但对拓跋珪的意图则判断有误：拓跋珪正是为占领中原而来。以当时拓跋人的政权规模看，这个计划显然过于超前，他们还不熟悉汉地管理编户齐民、征收粮赋的一整套制度，只能在战争中逐渐学习。所以河北之战呈现为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消耗战。

魏军兵力规模：《魏书·太祖纪》载皇始元年（396年）八月，“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此外尚“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6]，这支进攻幽州的军队显然没有算在四十余万之内。但在攻占晋阳之后，魏军要留一部分兵力占领并州和扫清燕军残余，所以参与进攻河北的兵力为三十余万。[7]《魏书》没有详细记载这些部队的编制，从有限的史料推测，非拓跋珪直辖的独立作战部队至少有两支：

一是卫王拓跋仪所辖的“五万骑”，进入河北后负责进攻邺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长期活动于河北南部；[8]

另一支是王建、李栗所辖的“五万骑”，在从晋阳向河北进军时充当前锋，进入河北后则受命进攻信都（冀州治所）。[9]皇始二年（397年）正月占领信都之后，两人就归入了拓跋珪的直属部队，一起攻击中山。所以三月慕容宝从中山逃走时，王建就在拓跋珪身边，而李栗则参与了追击慕容宝。[10]

除以上十万骑之外，所余二十万人应是拓跋珪直辖的兵力，且应全是骑兵。因为两支偏师尚且都是骑兵，拓跋珪所辖的主力也应当是，如此，则参与河北战事的三十余万拓跋部队都是骑兵。拓跋珪主力主要活动在中山及周边地区，也参与过攻占信都的战斗。直辖部队中有著名的将领长孙肥，其他情况则不详。

燕军兵力和分布：皇始二年（397年）二月，燕帝慕容宝曾伺机发起进攻，他在中山城中集结起的兵力有“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这几乎是后燕都城中的全部兵力，其中还包含了刚从信都逃来的慕容凤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