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3/16页）

另外，吴军从未放弃过对魏晋南界的攻势，特别是在东线（扬州），吴军一直希望将北方势力排挤出长江流域，以解除北方对建邺的威胁。从孙权到后主孙皓，吴军对北方占据的合肥城发起过多次进攻，但始终未能得手。吴宝鼎三年（268年）秋，孙皓亲征至东关，前锋丁奉试图攻击合肥；271年，孙皓再次试图从陆路攻击合肥方向；到277年，吴军还在发起对西晋江夏、汝南两郡的袭掠，试图从大别山区进入淮河上游。[24]但这时西晋已经灭蜀，对东吴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所以吴军这些攻势都难以获得实际成果。

北方的魏、晋政权主要依托城池巩固对吴战线。寿春和襄阳是魏、晋政权在东西两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分别控制淮河和汉江干流，是扬州和荆州兵力主要集结地。这两个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庐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线城池，[25]北方凭借其抵抗吴军的水陆攻势，并伺机对东吴的江北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如魏征东将军、扬州都督满宠抵御了孙权对合肥的多次进攻，并于魏青龙二年（234年）八月收获季节对吴军的江北屯田进行焚烧破坏。[26]晋咸宁四年（278年）十月，西晋扬州军也破坏了皖城一带的吴军粮储。[27]

如前所述，在魏、晋与东吴对峙的六十年中，北方军队极少渡过长江发起攻击或偷袭。在曹魏建立之初，尚有曹休、曹仁以轻舟发起渡江袭击，但何以再无后继？可能在220年代初双方对峙战局刚刚确立，东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江防体系，所以魏军尚可进行小规模偷袭，此后则难有机会。但曹魏一直试图突破东吴江防。魏明帝太和（227—232年）初年，司马懿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当时孙权尚都武昌，司马懿向魏明帝的建议是，以陆军攻击皖城方向，吸引吴军主力东下，然后“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28]。此计划获得魏明帝批准，荆州魏军遂在汉江中建造大型舰只，准备出夏口渡江。但结局和曹丕225年伐吴如出一辙—魏军不敢在夏季盛水期入江作战，而是准备在冬季进军，结果又因汉江水浅、大船无法行动而告流产。[29]到正始年间（240—248年），魏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王昶“习水军于二州”，为西线渡江做准备。[30]252年，孙权病死，魏朝廷曾向沿边将帅征求伐吴之计，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都督荆、豫诸军事）、征东将军胡遵（都督青徐）、镇南将军毌丘俭（豫州刺史、都督）三人各自提出了方案：最激进的主张就是“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此策显然是出自王昶；其他两种分别是“四道并进”（可能是荆、豫、扬、徐四州），制造强大军事压力，促成孙吴内部“崩坏”；最保守的则是在边境屯田，“积谷观衅，相时而动”[31]。但此时司马氏刚刚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魏朝政局，尚未完全清洗掉反对势力，所以不可能发起大规模南征。

第二节 伐吴的前期部署及司马炎对将帅的戒备

司马氏自249年“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政权，到265年代魏建晋，历时三代，至280年方攻灭东吴统一中国。在这三十年对峙之中，司马氏家族最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取得对东吴作战的胜利，更是如何防止前线手握重兵的将帅投降敌军、反戈一击。因为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权臣身份掌控曹魏政权，会引起忠于曹氏的将帅臣僚反对，也会引起有野心者的仿效。250年代所谓“淮南三叛”，即驻守扬州（治所寿春）、紧邻东吴前线的三位重臣接连起兵，都出于对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的不满。在263年邓艾、钟会攻灭蜀汉后，钟会也萌生了占据蜀地自立的念头，险些造成新的割据局面。这些“叛乱”都给司马氏以警醒，使其注意防范封疆大吏的离心趋向。这些人外可与东吴结合，内则有唤起忠于曹氏的号召力，比单纯的外敌危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