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2/20页）

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人共集中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9]，《尚书》中的《牧誓》即武王对将士的临战演说，现场感很强，可能有真实的史料依据。其开端是：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10]

武王先历数自己的部下军官及同盟军，要求他们列成临阵战斗队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尔干”一句。据经学家注释，“干”是盾牌，“比”是连接之意。[11]士兵作战靠盾牌提供保护，所以盾牌之间要尽量紧密不留缝隙。商纣王有叔名“比干”[12]，说明这种战术动作在当时很普遍，并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独创。

秦代军阵的队列，可以从秦陵兵马俑军阵中获得较具体的认识。一号俑坑以步兵为主，军阵宽57米，最前排每行68人，平均每人占宽度近0.9米。兵马俑形体比真人略大，则实战中每名士兵占据的宽度在0.8—0.9米之间。[13]但出于俑坑地宫形制的局限，兵马俑坑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军阵。因为俑阵中要留出夯土隔墙的空间，以便架设顶层棚木。这样，十道隔墙把军阵主体分割为十一个纵队（除了最前端三横列弩兵）。每个纵队宽度为一辆战车，或四名士兵。这与中国古代步兵以伍（5人）、什（10人）为基本编制单位的习惯不符。这可能是工程制约了对真实军阵的再现：战车的宽度决定了地宫纵队的最大宽度，如果再要加宽，就需要顶层的棚木更长，这无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难度。秦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阵中没有盾牌的遗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违法者缴纳罚款的计量单位，说明秦军中不应缺乏盾牌。但秦俑中为何没有装备盾牌，却不太容易解释。

从战国到汉代的兵书中也多有强调步阵必须密集、严整的原则。《司马法·定爵》篇云“凡陈，行惟疏，战惟密”[14]，即指出军阵作战时队列一定要密集。但此处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两个含义，一是指军阵的行列；一是动词“行进”之意。此处“行”与“战”对称，则应当是行进之意。意思是当军阵移动时，为了机动迅速，战士行列应当疏散一些，但对敌作战时，则必须密集。《尉缭子·兵令上篇》亦云：“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15]。即战阵密集是为了坚固，使敌军不易突破。但“锋”宜稀疏，此“锋”与阵相对举，其意义不甚明确，可能是指起先锋作用的骑兵、战车部队，类似秦陵兵马俑中由车、骑兵组成的二号坑方阵，他们冲锋时要靠马匹奔驰的速度，所以在进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韬·战步》篇在讨论步兵遭遇到敌车、骑兵的突然攻击时，认为必须“坚阵疾战”[16]，即靠坚固的步兵行列抵挡敌军进攻。

汉代到隋代的数百年中关于步兵战阵的兵书理论较少。但从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看，步兵仍沿袭以外围盾牌为掩护，组成紧密军阵的传统。为对抗这种步阵，必须从其最外围队列打开缺口。在南朝刘宋元嘉末的内战中，沈法系对抗太子邵一方的进攻，他命士兵砍伐堑壕外的大树，将树干纵向倒放。敌步兵前来进攻时，队列被倒地的树干、树枝分开，盾牌行列出现了缺口：“贼劭来攻，缘树以进，彭棑多开隙”（彭棑即盾牌）。沈法系乘机命令弓箭手射击，射死大量敌军。[17]刘宋后废帝时，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进攻建康，萧道成指挥反击，双方展开一场数百人规模的战斗。萧道成部下的“三齐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战斗力很强，休范军展开进攻时“皆推楯而前”。萧道成则指挥射手迂回到敌侧面，“分兵横射”，绕开了敌盾牌防护的正面，射死、伤敌百余人，迫使其撤退。[18]这和商纣之际“比干”的步兵队列方式完全一致。